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五十年来古代散文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对近五十年来古代散文研究中研究范围、散文史的发展规律、散文流派、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关系、散文的分类等问题进行回顾与总结,其观念、方法的更新使散文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散文概念不清、研究范围不一致、古代散文文论的研究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散文研究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特有的批评话语等问题,是古代散文研究没有形成应有的论争和繁荣局面的重要影响因素。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与理论初创时期。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0年代的"三足鼎立"———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文本说散文批评。第二阶段,3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化散文批评。第三阶段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散文批评开始蜕变,从"自我"解冻深化为启蒙;后期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散文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     

钟惺与李维桢诗歌之比较研究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与后七子末派宗盟李维桢是晚明诗坛上的两位重要作家.钟、李为世交,钟惺早期师法李维桢,及结交袁中道、谭元春等,论诗与李维桢日趋异途.钟、李不约而同地主张师事"古人之精神",但差异显著.创作上,钟诗急怼激宕,幽清孤峭,李诗怨而不怒,博大雄浑.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对探讨其各自的诗歌旨趣和批评观念,深入认识竟陵派和后七子末派的诗学和创作,揭现万历、天启之际诗坛风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五四散文源流辨析

周作人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晚明小品与英国随笔合成现代散文源流的主张,在现代散文研究中影响至深.近年随着闲适、抒情小品热的出现,这一观点更是经常被人称引细化.但是,从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文化心态、文学观念以及阅读接受看,晚明小品的影响极为有限;而从散文品种的丰富繁多,风格体式的多样化看,晚明小品至多影响小品散文,严格讲只有言志派小品散文.五四散文以中国优秀的散文传统为基础,在承续清末新文体的同时,自觉吸取以英法随笔为主的外国散文观念,主动借鉴外国散文作品,从而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和文体尝试,并由此获得了现代品性.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

该文主要钩稽了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的古典散文研究眼光及思路,认为林纾、姚永朴之拓展桐城义法,林传甲、钱基博之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章太炎、刘师培之重构六朝,以及周作人之发现晚明,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的.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深入展开散文研究的6点设想,指出"文章之学"的研究更需触类融汇、古今贯通.     

朱之瑜教育哲学简述

朱之瑜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学者。他力倡“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的教育为本论;“学者,所以学为人”的教育目的论;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笃志好学、循序渐进、少而精等传统教学法。其言行对日本明治维新实践的成功、教育兴国理念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嗣昌旅游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杨嗣昌的旅游文学产生于明代中期以后追求个性解放和旅游形成热潮的社会氛围中。他同公安派和竞陵派代表人物都有很深的交往,但文学思想还是接受了公安派尤其是袁中道反对模拟、崇尚真实自然的影响;创作方面则兼采两家之长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家乡先贤和父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博爱唐村《李氏家谱》看李岩的籍贯

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李岩,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冤杀。关于李岩的籍贯,史学界众说纷纭。以近期发现的河南省博爱县唐村清康熙五十五年由李元善所修的《李氏家谱》为依据论证,李岩的籍贯应为河南省博爱县唐村。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略论清代女性文学史的分期及历史特征

清代各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发展都极具特色,这些特色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清代女性文学史。顺康雍是女性文学理论与活动范式的创建时期;乾嘉道是两类女性文学传统重构与女性诗学理论完善时期;咸同是闺秀诗史观念凸显时期;光宣是女性文学最后的辉煌和落幕时期。理清清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去审视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从而使清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更深入,更理性化。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以王照园、李晚芳为例

清代女性文化有很大发展,才女不仅创作了大量诗词,同时在学术上也有所建树.才女的出现不仅与具体的家庭背景有直接关系,还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如以儒学著称的山东有王照园的<列女传补注>,而注重教化的广东则有李晚芳的<女学言行纂>.因而只有注意到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才能进一步推进女性文化的研究.     

董说《西游补》的版本、序跋考辩

《西游补》的版本与序跋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如版本与序跋写作的时间、序跋的作者、《西游记》续书之序跋搞混等。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甄别和新材料的进一步挖掘,考定出崇祯间刊本《西游补》附有明代嶷如居士的《西游补序》和静啸斋主人的《西游补答问》。嶷如居士就是小说的作者,与静啸斋主人为同一人,即董说。该版本并无“天目山樵序”和《读西游补杂记》。空青室刊本《西游补》同时附“天目山樵序”和《读西游补杂记》。“天目山樵序”作者为张文虎,序文写于咸丰三年（1853）,“三一道人”乃是张文虎友人。《读西游补杂记》作者为钱培名,写于咸丰三、四年间。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