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

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可构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三种法律制度,即债权人大会制度、银行董事和银行监事制度、债权人委托投票制度。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论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治理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治理能力基本上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却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制度体系不完善,其次是现有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提升制度执行力,适应领导范式变革大趋势,逐步实现制度治理。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读解与构建问责制度

责任是现代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问责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为官者意识到自身角色的特殊性,达到警醒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的目的。推进问责制度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问责制度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从“人民主权”的呼唤、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潜在的风险、责任政府的建立三个维度,读解问责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从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问责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试析"东盟方式"在东盟地区合作中的作用机制——-以东盟地区安全机制为例

本文试图找到构筑起东盟地区合作的观念以及作为这一系列观念的理念基石,作为探讨东盟地区合作独有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地区合作机制模式。由此,本文首先阐述了“东盟方式”的概念及其历史起源;接着以东盟地区安全机制为例,从程序性与实体性两方面对“东盟方式”在东盟地区合作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东盟秘书处改革以及创建“东盟宪章”的过程分析了“东盟方式”未来的发展趋势。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包括三种类型 :基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制度、强调纯市场理性和产权途径的市场取向的治理制度以及建立在不同参预者自我约束的、以非强制性为特点的内在治理制度。国内外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应重视环境治理研究 ,加强理论深度 ,制度安排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依靠单一的制度形式。     

东盟地区合作战略及其推动规律分析

随着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经历了殖民状态的东南亚各国开始觉悟,产生了自我自决的国家主动性问题。从东南亚地区的现实条件与历史经验出发,考察东盟的诞生过程与其战略思考基础,探求东盟的地区合作战略与其实践过程中的推动规律。东盟的地区合作战略植根于成员国和人民的生存保障、经济发展、价值认同,以实现东盟本身和东盟成员国及其人民的主动性增强目标。因此,东盟地区合作战略的推动规律归结于如下三个因素：东盟对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目标,对国家和地区主动性的确保和增强。     

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背景下,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困境,客观上呼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因地制宜开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网格化社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该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作为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在运行中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和权益诉求不免存在冲突。从长远来看,网格化社区管理只是社区治理模式演进进程中采取的过渡模式,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居民参与的活跃,它将为政府与居民合作共治的复合治理模式所取代。     

转轨期道德建设的多维透析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力图从转轨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出发 ,对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剖析 ,探索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     

双边市场平台知识资产治理制度建构

双边市场平台作为一种新兴场域，其知识资产治理面临重重困境，独占性机制也未能全面解释创新者如何从创新中获益。制度创造、制度再造和制度维持构成了双边市场平台知识资产治理建构过程，平台领导者联合其他主体采用象征性和物质性合法化策略，自下而上地展开知识资产治理建立契约，构建身份、建立联系和保障激励等制度工作，在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组织场域中形成强制同构力、规范同构力和模仿同构力，促使组织场域内各类中小卖家在合法性获取过程中，遵从所构建的知识资产治理制度，实现双边市场知识资产治理。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从社会转型期探析服务型政府

我国曾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经济运行服从政治目标,行政原则支配经济原则。政府的一切活动都从属于政治目的,政府的所有职能都具有政治色彩。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优化我国政府职能配置,建设服务型政府。     

论社会转型期的责任行政

公共行政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存在非责任化的极大可能性,并制约着责任行政的有效实现。现代社会行政责任具有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双重性,客观行政责任缺位和主观行政责任的困境使社会转型期责任行政面临多方面挑战。责任行政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转型期农村宗教流布状况分析

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政策环境、宗教自身特点及社会失范现象,使农村宗教日趋活跃,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村宗教的发展,既对社会成员的心理调适、传统美德的传播方面有正功能,也对农村经济发展、科学文化发展和党的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正确的办教方针,不断提高农村群众文化素质,促进和谐的宗教关系。     

论社会转型期图书编辑的职业意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作为内容产业之一的图书出版行业,面对过分强调出版的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过分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过分强调速度和效率的氛围,图书编辑必须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图书编辑应强化政治责任意识,具有不断提高民族人文素质的意识,加强协作意识,强化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