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浅说先秦儒家的文艺观与《毛诗序》

本文从文学艺术思想、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审美标准、文艺批评方法等方面阐述了先秦儒学的文艺观 ,同时又从汉王朝统一后 ,思想界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以《毛诗序》为例 ,对汉儒们从理论上对先秦儒家关于“诗”的总结进行了阐述。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先秦两汉的社会模式论

通过对先秦两汉三种社会模式的分析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模式思想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 ,再回归于自然之神的曲折历程。其中汉儒董仲舒的社会模式论是对前代各种社会模式的概括完善和全面总结。这些企图用固定格式 ,非历史的塑造各种“完美”模式的传统政治思潮 ,对后来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孝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

先哲对孝观念多实践上的具体要求 ,理论上的阐述缺乏系统性 ,且往往相互抵牾。孔、孟、荀所倡导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修身与立人 ,是以孝为起点 ,以仁为核心的。经董仲舒“三纲”的规范和宋明理学的改造 ,先秦儒家的孝观念逐渐失却本来面目 ;“五四”以来批判、否定的正是“三纲”、“天理”统御下的、异化了的孝道。本文对孝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内涵进行了甄别和梳理。     

试论荀子对秦哲学中认识方法的批判与总结

在先秦哲学中,诸子百家竟相争奇,但又各存偏颇,荀子站在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上批判地吸取各家学说的合理因素,以“辨合”、“符验”和“解蔽”的思想方法对先秦认识方法论进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存在于诸子思想中的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的矛盾对立,初步考察了双方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时的水平上达到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对先秦认识论和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论先秦两汉孝道观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本文从先秦两汉的历史背景着手,具体探讨了在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的嬗变轨迹,指出经过汉儒的整合,孝“德”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社会功能上都较古代宗法社会时期有了大的飞跃,并对这一时期孝道观内在的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淮南子》专论（二）——《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先秦道家的宇宙观

道家宇宙观的发展,包括宇宙构成物质和生成图式两个主题。就宇宙构成物质来说,先秦时存在“尚气”和“尚水”两种理解,道家认为宇宙构成物质乃是气,并在道气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道是气”。就宇宙生成图式来说,先秦存在“对象性”和“系统性”两种理解,道家对于相关讨论从“对象性宇宙生成论”逐渐走向“系统性宇宙生成论”,发展出渐趋复杂的生成图式。宇宙生成论发展至此,已经完整而细腻,而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生成论大都难以超越此一基本脉络。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