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本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现代转型和重构

以"孝"为主要形式和基本特点的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现代市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提出了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和孝伦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老年人保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民主与平等的共进、权利与义务的共享共担是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的总目标.     

代际合力：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新趋势

现代性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遭遇现代性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危机,表现为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家庭发展目标的增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利推进家庭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代际合力为主要形式的人力动员模式成为农民家庭的优先选择;虽然代际合力有助于推进农民家庭再生产,但其建立于两代人“自我开发”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和村社伦理为这种“自我开发”提供支撑。代际合力的提出不仅把家庭研究纳入到“微观—宏观”互动的视野中,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代际交换模式”,为理解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     

家庭金融资产、人力资本与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分不同地区来看,更高的人力资本不仅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规模,而且提升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从而提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比重。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代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不仅提升了子女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也提高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家庭金融资产则强化了父代人力资本对子女重点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在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比重提升了子女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经验证据

过度劳动日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目前学界较多关注过劳行为的短期影响而相对忽略了过度劳动的长期冲击效应。基于新人力资本的能力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视角评估父代过度劳动对子代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揭示过度劳动代际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会导致子代非认知能力的恶化。在家庭角色分工下,父亲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子代认知发展,而母亲过度劳动对子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认知层面。相较于男孩,女孩的非认知能力受到父代过度劳动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父代过度劳动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康传导效应作用于子代的新人力资本积累。未来应当更加关注代际视角下过度劳动带来的长期影响,有效促进子代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从现代性的角度理解代际关系新变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急剧转型和变迁,催生了很多现代性问题,代际关系便是其中之一。代际公平、代际伦理以及传统代际冲突与数字代际冲突等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和重塑我们的生活。现代性不仅是代际关系变化的背景,而且也是理解代际关系变化的新角度,从这一角度出发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代际关系的新变化,也利于找到对应措施,精准谋求代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

初职地位获得是社会分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示了文革后三个时期城镇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获得的影响及变迁.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资质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文革以后,非体力阶层家庭后代的优势表现为"跳级"和"保底"效应.其成因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分析.     

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及其双重效应

"慈孝"伦理特别是"孝"的伦理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独特表现形式,它具有非常复杂的双重历史效应,其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父子(代际)关系极端不平等;移孝作忠;老年本位和过去本位;局限于家庭领域即私域,而对社会公共领域少有涉及。其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孝是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机制;体现了纵向的代际思维方式;具有社会稳定功能和睦家功能。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一个比较理论研究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既受制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同时也深深地嵌入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文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经验资料取自2007年在上海调查获得的城市新移民问卷调查资料.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但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没有影响.这些发现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职业获得具有不同的解释效力.     

管理精英地位获得及其再生产:1949-2012

文章提出一个精英代际家庭资本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借以评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各时期管理精英代际流动路径,以及家庭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传递机制,并运用2012年上海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六省市大型调查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改革前被切断的代际资本传递,进入新世纪时期实现完全转换;管理精英选拔始终重视政治忠诚和个人能力,只不过当前的"红"与"专"从优势条件演变为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前后各时期内,家庭非制度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人始终保持获得管理精英地位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