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文关怀主题

作为人性的不懈探索者和真实再现现实生活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其伟大悲剧<李尔王>中,在整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昭示天下的人文关怀主题反映了他对伊丽莎白这个英国文艺复兴高潮时期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深刻表达了他对当时人们精神世界和人性本质的困惑.文章通过对<李尔王>一剧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指出该剧人文关怀主题的两个侧面分别是异化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它们是莎士比亚对于人性本质的戏剧化的哲学沉思.     

论贝克特荒诞派戏剧对莎士比亚古典戏剧的解构和超越

以戏剧的冲突 ,人物 ,语言等为构架。用对比的手法揭示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古典戏剧和以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的差异。展现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困惑和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所以不是简单的背叛 ,更是解构和拯救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浅析莎士比亚悲剧的社会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戏剧作家莎士比亚被称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悲剧创作的思想蕴涵极其丰富。本文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深层次挖掘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内涵。     

从马伏里奥的形象看莎士比亚对英国清教的态度

马伏里奥是《第十二夜》中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喜剧人物。他一方面具有英国清教徒的特质——做事严肃认真、拒绝任何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莎士比亚通过塑造这一形象表明自己对英国清教的矛盾态度:否定之中有肯定。他认为英国清教反对娱乐的行为是对人性的压抑,但同时又认为清教教义中对秩序的肯定可以遏制人私欲的膨胀——这恰恰是英国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除此之外,莎士比亚还通过马伏里奥可笑而可悲的表演触及人性的弱点——人对自我认识的局限性。他通过马伏里奥的悲剧揭示了人类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永恒矛盾,使《第十二夜》少了一般喜剧的肤浅,从而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从莎翁悲剧中的打斗窥探其多重思想倾向性

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誉为西方戏剧创作的高峰,其悲剧注重人物内心独白和对话,被诸多学者、专家洞彻研究,却在动作上的描写未着太多笔墨,尤其是对其悲剧中的打斗描写,但这个部分不容忽视。笔者从对莎翁笔下悲剧的打斗描写来分析和探究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倾向及其艺术特点。     

“戏剧是生活”——尤金·奥尼尔现代悲剧观念浅析

奥尼尔一生致力于用悲剧探索人生的基本问题,对他来说,＂戏剧是生活——生活的实质和对生活的解释＂。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当作他的灵魂悲剧的主体,刻画悲剧人物矛盾、复杂的人性,通过对人的潜意识的揭示来展现现代人内在的精神冲突,反映物质文明社会中人的精神困境,为一个主要关心娱乐的商业化时代重新召回了悲剧的精神价值。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探析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以其悲剧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标志着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莎士比亚对悲剧创作有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悲剧创作观念。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试析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艺术对曹禺戏剧的影响

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艺术对曹禺剧作的影响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对曹禺剧作的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莎士比亚场面安排时悲喜剧相交叉的手法对曹禺的影响,主要体现如F两方面：首先,把坚定的具有个性的人物性格的悲剧情境,悲剧性的人物和场面的冲突并列在一起;其次,通过剧中人物本身和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的目的进行嘲讽来提高他们的讨论;（二）莎士比亚戏剧吞吐原则对曹禺的影响．     

论麦克白的性格特征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最后一部,也是“一出最令人恐惧的悲剧”。正是在这种令人恐惧的氛围中,莎士比亚着重描绘了麦克白从一个气势非凡的英雄沉沦为一个祸国殃民的暴君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对人性的吞噬,表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生活道路的反人道的实质。在探讨麦克白性格特征过程中,我们将批判地借鉴以往莎士比亚评论中的一切有益见解,也将有意识地把人物性格分析方法与意象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更好地把握这一悲剧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征。     

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人物与意象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华，而意象的精妙运用，则是莎翁最令人叹服的高明之处之一。本文力图从利用意象塑造悲剧人物性格、通过意象对比展示人物的善与恶以及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预示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意象在莎翁四大悲剧中对人物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榆树下的欲望》论域中的悲情透视与路径演绎

尤金奥尼尔一生致力于现代心理悲剧的创作,其以写实手法展现了美国20世纪人性灵魂扭曲的可悲心态和可忧状况。本文对《榆树下的欲望》的思想救赎和灵魂博弈的描写进路进行了分析,利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融合来彰显该作品的悲剧色彩。在黑色的物质占有欲和不可压抑的性欲空间中折射作者对西方文学的独到见解。     

评威廉斯人性悲剧中文化变迁对个体意识的影响方式

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威廉斯＂戏剧三部曲＂中悲剧人物的个体意识进行解读。着重分析了发生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通过价值观冲突,信仰危机和男权主义泛滥等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人性悲剧的产生。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局限的角度补充论证了＂悲剧表达了人类要获得人格的不可摧毁的意志＂这一论断。     

四因融一的诗学品质和两因兼备的创作方法——论易卜生的戏剧诗学特质及其渊源

易卜生戏剧的独特品质与魅力是由"现实精神、哲学睿智、宗教尺度、诗想神思"四因融一的诗学品质和"再现＼表现"两因兼备的创作方法所达成,这使其创作具有了超越狭隘流派之上的万脉归一、众美兼备、高标孤峙的大师品质与现代品质.其形成则根源于个人经历、民族历史、地域环境和文化渊源及戏剧诗学传统的影响,在欧洲戏剧诗学理念的嬗变中,完成了由古希腊的人神(自然)对峙的大宇宙悲剧观(宇宙--自由)、莎士比亚代表的近代的人我互争的小宇宙悲剧观(社会--欲望)向现代的人性分裂的人类学悲剧观(人--本质)的嬗变,这既是一次综合,又是一次飞跃.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美学意义.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双重共生现象

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命力之所以长盛不衰,焕发出越来越强的活力,这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一种双重共生现象有关。莎士比亚戏剧一方面活跃在剧场,另一方面也活跃在文字文本中,二者相互改写、互为补充;它们既为普通的大众所欣赏,亦为专业的学者和研究者提供阐释与批评的空间;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他的戏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而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戏剧又被不断改编、改写、翻新、盗用,成为后人眼中和心中不断变换的莎士比亚。这种剧场演出与文学文本、经典化与大众化、当下性与后世不断阐释的再造性的双重共生现象展示了莎剧的巨大弹性和解读的空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永恒活力的莎士比亚。     

表现主义视域下的《裘里斯·凯撒》探析

莎士比亚的悲剧《裘里斯·凯撒》迈出了其文学上“向内转”的第一步。剧中,莎翁借助异象、音效、鬼魂、幻觉以及预言等多种表现手段异化社会事件,外化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诉诸读者、观众的感观,其对于人性的探索得到深刻体现,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这与表现主义戏剧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外部世界的异化与内心世界的外化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剧中的表现主义因子,释解悲剧的心理诉求与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在剧中的结合,有助于了解作者前瞻性的戏剧表现艺术尝试。     

莎士比亚的第一部悲喜剧——简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莎士比亚于一六○二年创作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他的第一部悲喜剧。这里所说的悲喜剧既不同于带有喜剧成分的悲剧,也不同于带有悲剧因素的喜剧,它的独特戏剧冲突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莎士比亚的三部悲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一报还一报》)应该同他的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并列,成为他的戏剧的第五种类型。关于莎士比亚悲喜剧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探索,已有另文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艺术构思、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的分析,研究莎士比亚悲喜剧的美学特征。     

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以《莎士比亚传》为中心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研究专著《莎士比亚传》在西方莎评史上别具一格,意义非凡。他不孤立、封闭地研究莎士比亚,而是立足于比较意识与整体思维,有意识地把莎士比亚置于宏阔的文学史上已有的大家系列中加以相互观照,观照中既强调共性,又突出差异,使其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和罕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进而彰显其在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地位。他的莎评已经使用了后来被称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理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雨果认为莎士比亚是集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天才,在戏剧创作中把对照原则发挥到了惟妙惟肖的极致。他非常看重《哈姆雷特》《麦克白》《奥瑟罗》《李尔王》等四大悲剧,并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对四部悲剧的主人公作了颇具个性的阐发。他把浪漫派对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感悟和体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是对莎士比亚艺术成就最真诚、最激情、最具震撼力的辩护,其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从事学术研究也颇具启迪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