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文章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道德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每个社会都有其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为其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调控机制。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产生了一整套为小农经济、宗法血缘关系和专制制度服务的政治伦理制度。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纲常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几千年来，这一政治伦理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今天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社会生活契约化与中国特色公民社会整合机制创新

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的义理性首先来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 ,这便需要国家和公民之间能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社会契约正是国家和公民合作以及保证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一个由传统的非法治向近现代法治社会转化的过程。当然 ,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的差异 ,有的国家 (西方某些发达国家 )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化 ,而有的国家至今尚未实现这种转化。即使是已经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国家 ,也是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旷日持久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契约在西方曾经是启蒙和革命的圣经…     

党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辩证否定过程及实践

一般说来,分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大体包括纵向、横向和内部三个层次的内容。从纵向看,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或者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以及每一社会形态在自身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横向来看,是指历史发展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关系。从内部来看,可以指国家内部、还可以指社会内部。在国家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     

何谓富裕农民——兼及社会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财富标准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国家。在那个社会过渡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启动了现代化的第一基石?英国社会过渡时期有这样一股社会经济力量,他们作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和农村社会的脊梁,掘到了第一桶金,对英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英国率先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力量。这就是英国的富裕农民。英国的富裕农民经历了由采邑制度下的农民向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演进,他们最终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启动者。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与生存空间

传统的单位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履行政治职能和完成社会调控的基本组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组织起来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自身的政治功能以及由其所塑造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体制作为一种传统组织制度已经难以全面满足社会整合与调控的需要。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对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演变及其在当前社会中的生存空间进行动态把握,以此促进新型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在简政放权的政治改革背景下,培育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成为现实的选择。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宪政发展

利益分化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促成了我国社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从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所要求的社会整合而言,中国宪政建设必将在社会主导价值的嬗变、共容协商制度的确立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三个方面完成转型.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政治路径辨析

现代自由民主传统奠基于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这场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为后世的民主革命提供了一种“政治想象”,启蒙精神所蕴含的自由、平等理念两百多年来不断推进西方社会的进步,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政治制度的不断尝试,实质上就是试图以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更好地实现现代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运动是接替资本主义继续完成建构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浩大历史性政治工程,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即是现代民主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没有终点,任何僵化的政治观念及体制都必将损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导致其向对立面转化.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指出,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只有具备开放性和多元性,在不断地实践领导权接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并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行会作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与作用的传统工商组织,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影响,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会以往限制同业开店设厂、招收学徒,划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在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反对,难以为继。一部分固守成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在组织制度、结构功能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向新型同业组织———近代同业公会演变。     

论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

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组织。通过对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企业组织的本质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组织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各类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关键。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促成了两类组织的产生,两类组织的功能界定与发挥也将有助于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     

论町人价值伦理的近代转型

近世町人阶级价值伦理具有促进商业资本发展和催生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取向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对其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中,如何与维新改革精神相契合和从社会角色到价值伦理实现近代转型的进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揭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伦理的形成轨迹和特征。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家族式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家族拥有”是我国私营企业的重要形式。本文着眼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企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 ,考察这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形成机理、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作者认为 ,家族式企业的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的特点、原因及其控制——以越轨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以商业行贿行为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最典型的越轨行为。其相对于一般自然人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行为主体的组织性、行为意志的整体性、行为实施的双重性、行为利益的组织独占性、行为范围的限定性等特点。社会组织实施商业贿赂行为,与其理性选择有关,并深受商业场域及商业规则的影响,是社会交换的一种结果表现形态。对社会组织的商业贿赂行为,应通过建构相应的社会控制主体系统、法律系统、手段系统进行社会控制,以使其通过合法行为进行商事交易,成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思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方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人性异化,将社会发展的前景寄予"生态"的追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结构化思维方式,认为结构化思维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偏执发展,弱化了社会其它层面的应有发展;一方面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思维方式,提出建立整体化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整体化思维与整体性发展的"生态式"思考,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视角,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哈贝马斯的知识类型观

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着科技成为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异化和病态之中。在哲学层面,实证主义宣扬三种彼此关联的理念: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工具理性,引起知识类型的实证化嬗变,加剧了社会的异化和病态。因此,必须对知识类型的实证化展开批判。皮尔士对自然科学的反思、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的论证,都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表明知识类型的实证化根深蒂固。为推进知识类型的实证化批判,哈贝马斯通过整合康德、皮尔士、狄尔泰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资源,挖掘出兴趣框架: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提出相应的新的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学的科学和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对兴趣框架及知识类型的严格界定,是“重新创造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起跑线。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