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

《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的理论。这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来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吴江同志又就这篇文章写了《关于目前社会主义自身改革的性质》一文(《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本文打算就社     

再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答董新民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董新民同志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略论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我们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了董文的全部观点,感到他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不能同意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进行,我们再作此文,以继续就教于董新民同志     

论创造是认识的最高本质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认识论的探讨日益深入.其中,对认识本质问题讨论焦点集中在反映范畴是不是认识的本质特征上.有的同志认为,反映范畴不能揭示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况,它是机械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引申,应予以扬弃;也有的同志认为,反映范畴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它揭示了基干实践活动的人类认识的本质,是不能动摇的.本刊在上一期曾刊登了彭海堂同志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一文,这一期再发表同满宏、罗川山二同志的《论创造是认识的最高本质》一文.他们都对认识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广大哲学工作者对此问题以及认识论其他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各抒己见,踊跃来稿,以便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形象思维方法

形象思维是多年来文艺理论上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毛主席一贯提倡在学术问题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并鼓励对形象思维问题发表新观点、新看法。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疯狂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有益的讨论跟所有学术讨论一样,遭到了扼杀。《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论杜林哲学的性质及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年,施德福等同志发表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二期),去年,马鼎璋等同志又发表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线索》一文(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对杜林哲学性质和恩格斯对杜林哲学的批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摆出了     

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根据初探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根据问题,我国哲学界近年来已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杨适同志的《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根据问题》一文,从本体论和哲学史等方面论证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的辩证思考的根据(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陈依元同志的《读<否定之否定的根据问题>后的思考》一文,简明扼要地补充说明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根据(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对于杨、陈二同志的     

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探讨——与李瑞英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管理科学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光明日报》理论部李瑞英同志《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一文;1982年第一期又发表了李瑞英、石琰玖同志合写的《略论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文。前后两文,议论的中心都是一个,认为     

各报刊对本刊几篇文章的反应

<正> 本刊从1981年第4期至1982年第5期,有15篇文章在全国各报刊上转载或摘登。现将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登载情况简述如下: 1982年第2期《新华文摘》摘登了本刊1981年第6期发表的孟庆仁、林辉基二同志的《必须重视普遍群众的个人作用》一文。该文从普通群众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群众个人作用的历史发展、群众个体质量是整体作用的基础、党的群众路线包含对群众个人的重视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必须重视普通群众的个人作用。1982年第3期《新华文摘》摘登了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朱光明同志的《“民主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质疑》一文。文章认为我国理论界长期流行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部分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不是出自经典作家之口,更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现状不尽一致。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范例——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认识论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范例。”这是对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哲学思想的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认识论思想最可贵之处,在于把哲学理论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引入社会实践,使它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毛泽东的认识论代表作是《实践论》。然而,早在《实践论》发表之前,他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认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实践论》发表之后,他又     

物质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兼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读了袁宏毅同志《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分别理解、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物质范畴,是很有意义的。我不避见识之浅陋,加入这一讨论,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典作家对物质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可以说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具体地划分。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多次谈到这一范畴时,都是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的,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我国一些哲学教科书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范畴的定义是这样的:“物质是不依赖于     

关于空间几何特性的一点说明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五期发表了周振声、李剑峰两同志《也谈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几个认识论问题》一文,对拙作《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若干认识论问题》(见贵刊今年第二期)提出商榷。拜读之后,觉得有一点必要的说明。拙作曾写道:“按照古典物理学理论,三维空间是均匀平直和各向同性的”。周、李两同志因此批评我“张冠李戴”,说我“把‘各向同性’和‘均匀平直’这两个本来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假定,说成是古典物理学关于三维空间的     

形象思维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评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的依存论

《哲学研究》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的王极盛同志的《何谓文艺的形象思维》,以及《社会科学战线》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韩凌、舒炜光同志的《形象思维问题新探》,是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王文把浦满春、孟伟哉、周忠厚、何洛、蒋孔阳、茅盾等同志的观点,叫做“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平行论”;而在我看来,王、韩、舒等同志的主张,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几点看法——与邢贲思同志商榷

1990年2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邢贲思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去年《哲学研究》第5、6期又连载了邢贲思同志关于国内哲学热点问题的文章,其中一节即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这后者是前者的缩写,两者表现了邢贲思同志一致的哲学倾向,而笔者抱有与之不同的哲学倾向,现与之商榷。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邹先松同志在《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中提出一个基本观点:“两变”不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现在我就邹同志提出的几个论据一一加以分析,发表不同的看法,就教于同志们。一、“两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吗? 邹同志认为“两变”不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的第一个论据是:“两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我认为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的思想的基本意思是:(1)客观物质     

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

李湘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一文,牵涉到许多问题,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下面提出我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

李平心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在《学术月刊》第六期发表了《论生产力的性质》一文,以后又继续在《学术月刊》和其它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问题。在讨论中既可以发表赞同他的观点,也可以发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本来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现象。谁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竟对李平心同志扣上种种政治帽子和罪名,对他进行迫害。现在,李平心同志在政治上已经得到平反,对李平心同志在生产力问题的种种政治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但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解决,也不宜轻易作出结论,我们希望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继续展开讨论。     

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能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答杨蕙馨同志的商榷

<正> 我们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怎样看待劳动生产率》一文,对某些流行已久的传统见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诚挚地欢迎杨蕙馨同志提出的商榷,并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参予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重要问题的讨论.现对杨蕙馨同志提出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比较吗?》一文提出的问题,作以下四点答复.一、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能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这是马克思多次强调说明过的一个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