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的变化——以湖北A村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集体化年代嫁妆极其寒酸；20世纪80年代，嫁妆的传统样态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档物品进入嫁妆。与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相反，其文化意义却基本稳定。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土家族嫁妆变化的实践深刻启示着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社会的关系构建。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     

20世纪90年代土家族文化研究回眸

90年代的土家族研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土家族研究的初步繁荣期。这一时期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她承接了80年代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复兴,又启开了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学术理论的创新,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才,还提出了构建土家族学科理论体系,为21世纪的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生态批评中的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

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是西方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1968年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生态批评与地方、地球及行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及21世纪后这三个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西方生态批评中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的凸显，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变迁中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

以形成背景、焦点问题、核心观念和基底情愫为基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大致可被分作三个阶段。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三个阶段在认知或思考范式上不断更新,其主流位置在渐次更替,因而呈现出一种渐进或演进的趋势。对中国而言,认知或了解全球环境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与变迁趋势将有益于它进一步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山乡巨变》的范式意义

在20世纪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山乡巨变》具有突出的范式意义。在小说叙述话语安排上,拥有权威力量的叙述者赋予小说叙事以明确现实意义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话语规范;在结构安排上,以运动发生的线性时间过程,讲述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经济个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主体的必然,剖析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大大小小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该类题材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式;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矛盾冲突焦点,次要矛盾服从且围绕主要矛盾展开的冲突方式,已成为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典范。     

古代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交流研究综述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历史上汉族与土家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本文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交流研究进行了总结，力求反映近20年来两族文化交流研究的概况，为以后进一步开展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变迁、结构和话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宏观解释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弱势群体由于利益受损产生了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形成了仇官、仇富、仇不公的主流话语。巨大的社会变迁、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仇官仇富仇不公话语的形成,构成了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政治社会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章的变化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涵盖理论创新、领导方式、党群关系等基本内容。党章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反映了党的现代化在理论创新、党的领导、党群关系等方面的发展,而三个方面的现存问题又为党的现代化的深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论婚约彩礼的返还

婚约并非以结婚而是以婚姻关系为目的,是未婚男女对婚姻关系的预先约定;而彩礼是男女双方按照婚约习俗以婚姻为目的由一方交付给另一方的财物。《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彩礼返还进行了规定,但其法理根据不足。彩礼返还以婚约解除为条件,但应考量两个因素：一是过错因素,对婚约的解除或不解除有过错的彩礼给付方丧失彩礼返还请求权;二是婚约期待期,婚约期待期以结婚后八年为宜。     

婚约、彩礼纠纷的法律问题研究

自古,婚约、彩礼的现象在我国就普遍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通过界定婚约、彩礼的法律属性,分析我国目前婚约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     

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针对近年学界逐渐有人开始讨论嫁妆与聘礼的问题,文章利用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总结出几种主要的理论成果: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每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各自的田野基础,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些理论背景。尽管学者对嫁妆与聘礼的看法差异很大,但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之上,即二者在给出妻子集团和接受妻子集团之间的姻亲关系的建立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的婚俗变迁——以新疆昌吉地区哈萨克族婚礼的变迁和融合为例

哈萨克族在其游牧生活中的婚俗活动丰富多彩、别具特色,踏水礼、彩礼、婚嫁仪式歌、刁羊和姑娘追等是其传统婚礼的基本习俗。随着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婚俗在时间、彩礼、婚宴和交通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不断地发生着变迁。通过对哈萨克族传统和现代婚俗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认识到:哈萨克族由单一的民族婚俗文化不断地向多元的民族婚俗文化交融与发展。     

和谐新农村构建中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分析

彩礼和嫁妆作为农村婚嫁习俗的产物流传已久,专家和学者对其嬗变过程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颇多,弊多利少是多数人对其社会功能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从现今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视角分析,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在和谐新农村构建中直接或间接的得以体现。     

聘礼现象的文化透视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订婚时都要送聘礼,主要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达对女儿的养育之恩.聘礼有多种形态,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消费结构、经济类型和传统文化特征.聘礼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能体现不同的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等社会文化功能.     

婚约财产流转之分析

婚约作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与婚约密切相关的彩礼给付行为从性质上说是一种附以结婚为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条件实际上是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为内容,在条件成就前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但并未生效。彩礼所有权在结婚之前并未发生转移,故在双方未能结婚时,均应返还婚约财产。我国相关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应基于理论分析与现实状况,参考国外立法,进一步完善婚约财产的相关规定。     

旅游开发背景下新疆图瓦人婚俗的变迁

图瓦人是一个古老的族群,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新疆喀纳斯。随着新疆喀纳斯旅游的开发,图瓦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瓦人的婚俗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从选择结婚对象、结婚程序、彩礼、婚礼上的服饰、饮食以及婚礼游戏等方面,对二三十年前与现在图瓦人婚俗坐了对比分析,进而探讨了经济发展对图瓦人婚俗变化的影响。     

浅谈哈萨克族人生礼仪与民族进步

哈萨克族的人生礼仪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当时它适应了草原文化的生活需求。针对当今萨克族人生礼仪中操办喜事中不作任何改良和规范来全方位地继承传统的做法;周年纪念式中的竞争操办心理所引发铺张浪费;婚姻中彩礼的繁重性,索取礼仪的层次性、多样性、复杂性;抢亲等这一不正当婚姻形式突然性、不稳定性等典型事项,提出从教育入口全面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加大破除愚昧无知的宣传力度,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先进型教育活动,营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氛围等改良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