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

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宗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但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序》说:“道由人弘,法待缘显。有道无人,虽文存而莫悟;有法无缘,虽并世而弗闻。闻法资乎时来,悟道藉于机至,机至然后理感,时来然后化通矣。”僧祐的这     

我国古代佛教与近代佛教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与近代佛教在理论初衷、哲学底蕴和社会功效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勾勒了佛教递嬗的轨迹,也反映了佛教随时俱化的品格。这是佛教在近代复兴的真正秘密,也为思想、文化永葆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基督教与佛教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高度伦理化的宗教 ,伦理思想是其宗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从伦理之来源、道德依据、行为规范、人性论、社会意义等方面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伦理观进行了比较 ,分析二者伦理观之同异 ,从而阐扬了两教的伦理价值。     

西夏佛教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西夏是崇佛之国,境内多佛寺,佛寺分布区划为明显的崇盛区和“荒漠区”.佛寺的地理位置反映出西夏佛教的地域性分布特征.通过佛寺的地域性分布可以凸显西夏佛教流布的地域狭隘性,并深入了解西夏佛教信仰的区域基础层次性.同时剖析西夏佛教的功能和区域差异表现,并对西夏佛教的地位有一个整体性的新认识.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以及信仰佛教的一些国家和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是蒙古神话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资料、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四个方面去设计论证了该课题。     

康有为、梁启超佛教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虽都力图吸收与利用佛教中某些有益的资源为改良社会服务,但由于二人对宗教所持的立场及其涉猎佛教深广度的不同,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与认识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康氏始终坚信唯有定孔教为国教,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佛教只是为补充其儒家思想的不足;而梁氏则服膺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宪政原则,佛教对他具有救世、学术与自我修养等多种意义。比较研究康、梁的佛教思想,可从中窥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若干特点。     

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上层建筑。宗教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不但受到物质生活方式的制约,而且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基本特征有过精辟的论断,马克思的两个著名论断是:“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恩格斯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书评

汉晋时期,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以汉魏之际为转折点,汉朝和魏晋六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思想上,皆呈现出显而易见的差别。汉晋文化思潮之急剧变迁,以及由此急剧变迁而导致的显著差别,在古代文献和当下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著作中,皆有或详或略的阐述。对于发生此种急剧变迁之原因,自近现代以来,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汤用彤、贺昌群、鲁迅、刘大杰、侯外庐、余英时、李泽厚、葛兆光等学者,对此都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近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汪文学…     

汉晋九江古城二说

一说(?)湓(?)城 九江城最早建于西汉初年,称作盆口城或盆城;城址即今九江市区。对此一般没有异议。至于建城的由来和准确年限,看法就有了分歧了。比较流行的有两说: 甲,汉高祖六年陈婴建城说。[《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20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此说的依据是《史记功臣诸侯年表第六》“堂邑侯陈婴”条记载:“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按:有误,当为六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一年。”这里明文记载了人、时间、地点,似乎可以解决分歧了。早在南宋时,洪驹、肖大年、     

汉晋之际学术现象探析

汉代经学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制度随着汉王朝政权统治的衰落而日趋空疏和虚浮,黄老刑名法术之学代之而起,从而形成以形名为核心的谈辩风气,旋即演进为玄谈和玄学。何晏指出归元致一是最有效的治学之道,王弼则提出自觉以执一方法治学的要求。士人们不仅在思想深处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而且吸收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文化。南北朝时期,人们观念理论和思辩的对象层面开始下移,士人的思索重点转向了形神关系,而有无关系问题则随之在人们头脑中退居二线。汉末六朝学术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划了一个弯。     

佛教、伊斯兰教和谐观之比较

在理想的和谐社会方面佛教与伊斯兰教殊途同归;在人与自我的和谐方面两教大同小异;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和谐方面两教大同小异。     

佛教与婆罗门教禅观念比较

禅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佛教和婆罗门教中都有重要表述。两教中的禅观念与印度古代奥义书中的思想有重要关联。二者在吸收借鉴早期奥义书的一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印度禅观念。两教都认为一般的心作用或杂念妨碍人们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抑制,并认为进入禅定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行为规范。遮诠的方法在两教中都是重要的禅定手法。佛教和婆罗门教对禅定种类的区分不尽相同,而且对禅定所要体悟的对象理解不同。     

佛教与基督教的儒学化比较

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宗教先后入华传教,试图出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和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而在这种本土化的进程中,佛教与基督宗教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汉晋古音与古西域地名

汉语古今读音不同,不能用今音妄测古音.本文主要根据古音学原理,恢复古西域地名.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佛传与僧传 ——中印佛教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佛传与僧传是佛教传记的两种基本类型.印度佛传丰富,传主释迦牟尼由世尊成为救世主,反映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印度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中国僧传发达,基于深厚史学传统的僧传,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具的历史意识.佛传僧传既有不同的民族特征,又有相同的文类特点,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既有印度佛传对中国僧传的影响因素,也有中国史传文化对印度僧传的反馈作用,形成互动关系.     

汉晋间中国陶瓷的外传

汉魏两晋南北朝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也是中国陶瓷从釉陶向瓷器过渡和瓷器初步发展的阶段。汉代,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釉陶达到相当水平,已经具备翠绿釉、栗黄色加彩亮釉、茶黄色釉和浅绿色釉等多种釉彩;而始于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在汉魏之际也终于衍变成为“真正的瓷器”。从此,两晋南北朝瓷器迅速进展,在技术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佛教在藏汉两地初传时期之比较

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分汉地佛教秘藏传佛教两大支。在汉地,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到隋唐以后形成各宗派。在西藏,公元7世纪佛教开始传入,到公元11世纪形成各宗派。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颉颃、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与印度传统佛教迥然不同的新学说、新体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本文就佛教在西藏和汉地的传播作一比较,尚祈学术界指教。     

中国佛教雕刻与希腊神话雕刻表现手法比较

在中外雕刻艺术史上,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与神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丰富着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希腊神话雕刻匀称的比例,合理的造型,是数千年来西方造型艺术中不朽的典范.而中国的佛教雕刻从魏、晋、隋、唐到宋元时期,以写意的手法展现着另一种雕刻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