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宦官

<正> 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已引起了史学界普遍重视,并进行了大量论述。但这些论述,多集中于宦官专权较烈的东汉、唐、明三个封建王朝,而对北宋的宦官,则极少论述,不能不说是一个空白。纵观北宋历史,宦官涉政之广、作用之大并不亚于东汉、唐、明三个王朝,同时又没有产生上述三朝明显的宦官专权,更值得研究。本文就此,谈几点粗     

论诸葛亮的逆历史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易姓受命”民心所向,黄巾起义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群雄并起,割据分立,曹操“挟天子以令侯”,“唯才是举”,广兴屯田,踞长江以北,经济发展,天下英雄莫不投其麾下。然诸葛孔明抱“兴复汉室”之念,辅佐刘备,延误了国家统一,五次北伐,以小击大,徒劳无功,加重了人民负担,无法阻止历史进程。263年蜀国灭亡,280年三国统一。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中唐爱国主义者柳宗元的反分裂斗争——兼论柳宗元和韩愈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论战

唐朝中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藩镇的分裂割据势力和朝廷中主张保守、倒退的官僚地主集团相勾结,破坏国家统一,对抗中央集权,使李唐王朝面临着分裂、倒退的严重威胁,出现了日趋崩溃的社会危机。柳宗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铲除分裂保守势力,拯救唐王朝的颓势,柳宗元亲自参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干政

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毒瘤,从秦汉迄明清,宦官专权层出不穷。封建王朝虽然曾制订出禁止宦官擅权的种种法规,并对干预朝政的宦官予以打击,但是这个痼疾顽症就是无法根除,而且宦官干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代,不但没有滞止,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宦官干政的原因,历代皆有人进行探究,但似乎还未涉及到问题的根本。本文拟对此作一剖析,以求正于方家。 笔者认为,历代阉宦之祸,追本溯源,无不症结于君主专制、皇帝制度这一渊薮,宦官权力也是来自皇权。如果没有皇权作为靠山,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就根本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立足,更谈不上操纵朝纲,左右政局。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宦权与皇权的关系。     

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

唐代后期的宦官之祸在我国封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比较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时曾正确地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南北朝民族融合与中国封建法制

东汉王朝的覆灭祸根实际上在光武中兴前便种下了。因为刘秀“依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基干的豪强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与剖据性”,“黄巾军起义失败,后豪强各自依靠自己的武力,割据称雄,社会进入了大混乱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以豪门士族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频繁地通过自己的军事手段建立割据的封建政权,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总结历代的兴亡得失,包括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和教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浅论唐代宦官专政

宦官是我国封建社会帝王宫廷中的奴仆,是一种特有的职官。它的产生在历史上较为久远,据史籍记载,早在周朝,就有宫正、宫伯、宫人、内宰、阍人、寺人等宫廷奴仆了。战国时期称宦者令。秦代称为中常侍、中书谒者令,或称将行、卫尉、少府,也简称秦少府。汉承秦制,西汉初期亦称中常侍。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把秦朝的将行少府改为大长秋,号称小黄门。秦汉时期,在宫廷侍奉的不完全是阉人,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或在阉人中参用士人。到了东汉以后才全部使用阉人。自有阉宦以来,在封建腐朽政治的培育之下,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股可以影响朝政的政治势力。本来的宫廷奴仆,变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统治者,他们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专制政权中,曾窃取过很大权力,把持和操纵朝政,形成过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政权是腐败封建政治的产物,它的出现又加深了封建社会的腐败。本文拟从唐代宦官的专擅中,探索宦官势力的发生、发展过程与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宦官政权的实质和为害。     

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

宦官之祸古来烈矣!宦官之论古来多矣!特别在近年来,宦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宦官专权乱政的原因等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能够专权乱政的宦官毕竟只是极少数,同为宦官阶层,表现却如此不同。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有的人刚愎凶残,有的人忠勇敦厚,有的人娶妻纳妾,有的人“万念惧灰”。宦官的所作所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剧中留下了万花筒般的表演,也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历史研究中对心理方面的重视,已不是什么新     

论明代的宦官庄田

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弄权害政,擢发难数,尤其是“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而明代宦官除了插手军政之外,还纷纷广置田庄,役占军民。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又非汉、唐宦官所能比。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明初,宦官只是“百计索取金银财物”,尚未涉及土地。     

“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汉末“奇士”臧洪刍议

臧洪是东汉末年的“海内奇士”，在“缔谋伐董”的活动中，曾扮演了“为天下倡先”的重要角色，对维持东汉政权的苟延、促使董卓政权的覆灭以及延缓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个体自觉”的意识和“气节”，在“群体自觉”向一己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是令人称道的。     

论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来危机四伏,皇帝又“多不 永年”,形成了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局 面。到了桓帝时期,宦官擅权的情况更为严 重,代表地主阶级正统势力的李膺、陈蕃等 官僚,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大学生和儒生 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宦官的残暴统治。于 是,在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和建宁二 年(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利用皇帝这个傀 儡,寻机向党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 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人的“杀身以求仁”的悲剧,历来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同情和赞叹。建国以后,不少学者把这次党争仅仅视为“内讧”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作为历史科学只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简单的的描绘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分析。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借鉴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东汉末期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党人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次斗争?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论汉灵帝末年的政治危机

汉灵帝统治的末年是东汉王朝逐步走向灭亡的时刻,东汉的灭亡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黄巾起义之后四方兵乱大起,持续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这是灵帝统治末年面临的外部困局。汉灵帝本人的昏庸及其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严重削弱了皇帝的威信,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对汉灵帝皇权信仰的崩溃,这是灵帝统治末年面临的内部困局。原本因太子之争而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由于灵帝政治安排的失误,进一步激化为蹇硕与何进之间的矛盾,又因袁绍的极力怂恿,最终上升为宦官集团与外戚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并爆发了严重的宫变事件,使得东汉王朝上层统治秩序崩溃,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局面出现。     

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1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但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割据倾向也日益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激烈。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发展为桓灵之间的“党锢”之祸,大学生大批被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加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经学盛而转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末士大夫阶级臧否人物,品题高下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上的虚诞清谈,终于代替了汉代的烦琐经学,而在思想界成为主要潮流。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东汉王朝瓦解,儒家经学受到打击,这对清谈的发展更为有利。经学大     

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反佛思想

本文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并以书外的有关言论相印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认为司马光反佛,是因为佛教耗蠢天下财富,佛教徒是社会动乱的因子,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本文还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与唐代反佛志士有关思想相比较,指出司马光反佛思想还没有摆脱唐人反佛的老路,而且与其温和的政治态度相一致,反对过激抑佛行为。     

晚唐燕乐文化生活概述

晚唐时期包括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等八个朝代,历时82年.在这82年的时间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迭起、边患丛生是终唐之世的四大祸患.贞元、元和年间革除弊政、力挽狂澜的精神此时已不复存在,文人们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远祸避凶,成了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怀念盛世,慨叹现实,面对“式微”的社会而无所作为.某些有识之士虽欲有所作为,但因多寄身幕府,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和条件.失望的心理、抑郁的情怀无以宣泄,只有从灯红酒绿的声色场中寻求解脱.这就是晚唐社会燕乐文化生活经末世而不衰的历史背景.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是中唐杰出的思想家、散文家和古文运动的旗手,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不满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的黑暗现实,参加了王叔文的革新政治集团,要求开明政治,减轻过分剥削,施行打击宦官、藩镇势力,反对割据等,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失败了。他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他被贬后,内心有着深刻的精神创伤,胸中埋藏着抑郁和愤懑,常常徜徉在山水之间,触景生情,即兴赋诗。他以自己特有的心情和审美观描绘了祖国南方奇丽的风光,寄托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抒发了沉郁忧愤的情思,诗中往往映现出诗人的自我形象,具有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