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就是“自在之物”

从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角度看,实践就是“自在之物”。实践与“自在之物”都是认识的来源,都与认识既存在重大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都是自在的、自由的,都可以表现为道德实践活动。但仔细分析实践与“自在之物”又确实存在重大差异：“自在之物”与现象原则上是不同的,但实践与认识却是统一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实践却是可知的。面对同一对象认识活动却产生了迥异的认识成果,其原因在于：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是以辩证思维方式看待这一对象。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角度以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扬弃了康德“自在之物”思想,开显出了“自在之物”的生活实践本色。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对比解读“飞矢不动”与“物不迁”

僧肇和芝诺皆因提出了一反世人常识的论断而在中西哲学史上富有盛名,＂物不迁论＂与＂飞矢不动＂分别是二人代表性的观点。现尝试从有破而立、论证理路和立论旨归三方面梳理其二人的观点,以此探讨二人的差异点及会通处。     

尼采、进化论与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从相关研究中对“中间物”的虚构化说起

鲁迅最初使用“中间物”一词,是他在1920年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部分时所选择采用的一个语词。从其最初的语境看,为中国将来出现“真的人”做准备,是鲁迅“中间物”概念的核心内涵。在此意义的形成过程中,纠结着进化论思想与尼采“超人”说的复杂关系。     

从两部剧作看英国风俗喜剧中“浪荡之徒”角色的变迁

运用翔实资料分析了英国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两部喜剧中的“浪荡之徒”角色,对这种人物产生的历史原因、特点及发展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这类角色既是当时上流社会空虚生活和变态性爱关系的真实写照,又是当时上流社会爱情与婚姻观的一种反映这一结论。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情感折射”与“感物兴怀”:中西方表现理论之同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形象地把文学比喻为"镜与灯",作家就是不断在镜里模仿、在灯中表现的创造者;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则崇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与表现,以期实现"物我合一"。中西两种诗学均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老”在中国的深意

老在《当代汉语字典》（国际华语版：龚学胜主编）中“老”形容词意义主要有：“年岁大的,经验丰富的、熟练的,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年久的,陈旧的过时的,原来的,排行在末了的,火候大的”等。除此之外,“老”还可以指长辈。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老”既可以指年长的,也可以指年幼的。     

论日本开国前后文明观念的“华夷变态”

在开国前后的19世纪中叶,日本从推崇东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到完全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完成了文明观念的整体转换——“华夷变态”。在这一过程中,华夷观念、有关西方的知识及外部环境是影响日本文明观念的主要因素,伦理道德成为日本评判文明的主要标准。     

“时代焦虑”下的个体人格——论30至50年代穆旦的诗人心态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穆旦在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心态问题,引入＂时代焦虑＂的目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种背景的衬托。本文主要选择了20世纪30至50年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以及由此可以关联的诗人自我两个主要方面,来探讨穆旦的个体人格即作为诗人的心态问题,而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述方式除了适用于穆旦本人,同样的,也会在某种类比推演中,涉及到20世纪诗人的一种＂典型化＂问题。     

“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文评互证,以老庄之道为基础,构建了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世界,以此深思人的自洽及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其中,“物”与“情”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物”的书写中,蕴含着王兆胜对悠闲人生的追求和逍遥境界的渴望;在“情”的表达中,体现了王兆胜对“人间大爱”的肯定与坚持。而在由“物”及“情”的书写路径中,王兆胜的散文以平淡自然的风格、优雅闲逸的文化修养实现了“心散”的境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散文的书写维度。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销售者“三包”责任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的关系探讨

"三包"责任是一个本土色彩浓厚的词汇,系指销售者就其售出的特定商品在一定期间内对消费者所承担的修理、更换、退货义务。从性质上说,"三包"责任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存在立法理念、适用范围、责任前提、异议时点、执行机制等方面的不同,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从给付义务。在民事法律体系中,"三包"责任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而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平行法则：早期上古汉语中“者”的出现

文章为覆盖前期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与早期上古汉语Early—archaic Chinese（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历时性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揭示早期上古时代所出现的“者”之功用。研究表明，“者”的功能与前期上古所出现的“之”的功能间存在着“平行对应”关系，我们将此关系定义为“平行法”机制，此机制从属于“类比”。存在于“之”与“者”之间的“平行法”机制可能促使了“者”的功能的涌现。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在古代文论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心雕龙》是古代最重视"物"范畴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二十篇文章运用"物"范畴阐释其理论观点。《文心雕龙》的"物"范畴涉及创作发生论、艺术想象论、艺术表现论等多方面理论,对其展开研究是把握古代文论"物"范畴丰富内涵的一把钥匙。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屈赋中“物”“感”关系的审美融合

"物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抒情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早在先秦时期,"物感"就以无意识的混融状态表现出萌芽之态势,春秋时期君子"比德"喻理思维模式的出现,为"物感"的发展奠定了艺术思维的基础。屈原的文学作品在吸收了楚地民间习俗的基础上,将个人的内在情感投射到自然外物之上,借"物"而"感",推进了"物感"说的进一步成熟。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物”的概念——从康德、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对物之物性的解释贯穿了西方思想的全过程。” (海德格尔语 )。本文主要撷取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三位哲学家对“物”的概念的解释 ,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物”的概念的发展沿革进行了历史考察 ,并从物本身、人—物关系两点对此进行了讨论。     

《心中的明天》“梦幻”世界观解读

文章以澳大利亚著名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的获奖小说《心中的明天》第一章为例,通过分析文中出现的吟唱仪式和死亡之鸟的神话传说这两种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形式,说明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是作者建构原住民身份和抨击殖民统治者同化政策的认知基础,读者只有了解作者内化了的“梦幻”世界观,使之成为作者——文本——读者互动的认知桥梁,才能理解文本特有的文化内涵,从而把握作品的主旨,体验作者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