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

该文将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结合，以汉代人的丧葬观念和当时人们在墓葬中装 饰画像的主观愿望为着眼点，对中国西南地区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画像内容进行了分类。 其具体分为：(1)神仙仙境与升仙（附：墓主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2)驱鬼镇 墓；(3)吉祥等三大类。该文认为，西南地区汉代的画像是表现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仙境与 升仙的内容为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死者能够升仙而进入昆仑仙境。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

<正>在汉代画像石墓葬中,祠堂与墓室均发现饮食的画像,分别为祠堂和墓室的"祭案"、"庖厨"图。从丧俗研究出发,祠堂是祠祭死者的重要场所,墓室是墓主灵魂的安乐处;人们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其饮食起居一如阳世,而墓葬就是死者灵魂的住所;汉人则通过祠祭与墓葬希望死者之魂尽快归来,无妄行,在自己的墓室——"幸福家园"中安心生活。本文试从墓上到墓下的转变,意在揭示汉人对生死的理解和早期道教《太平经》对这一时期观念的影响。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汉墓画像武士的形象及其辟邪作用

汉代是一个尚武崇勇、以强悍矫健为荣的时代,在墓室画像中也有所体现,有大量的身强力壮、威风八面的武士形象,有的威猛强壮、力大无比;有的亦神、亦人、亦兽、亦鬼,狰狞凶恶;有的武艺超强;有的佩带各种武器。墓葬的一切设置都以墓主死后的生活为核心。这些武士形象不但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更具有辟邪镇墓的功能。武士威猛强壮、狰狞凶恶的形象,与汉代社会辟邪的巫者形象极为相似;武士的高超武艺恰恰具备了驱逐鬼怪所必须的力量;武士佩带的武器,就是辟邪的重要工具;武士形象多与神仙的画面一起配置在墓门,有辟除疫鬼、保佑墓主安全升仙的作用。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议

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考古学观察——以北方元代壁画墓图像资料为中心

元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重要时期。考古发现揭示，北方地区元代壁画墓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长城以北的元代墓葬壁画中的游牧、狩猎图等呈现出蒙古族游牧生活特征，长城以南地区的壁画内容以备宴图、杂剧图、孝行图等汉文化特色为主体。但各地墓葬壁画装饰在图像组合及图像细节表现上都表现出蒙汉等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体现出不同区域迥然不同而又交错共存的文化面貌。墓葬图像中的人物服饰、饮食等生活图景均体现出多民族杂居混融的时代特征，反映出多样杂糅的社会文化风貌。     

早期中国墓葬内部装饰及社会功能探析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已经开始用赤铁矿粉装饰墓葬,表明当时已存在对灵魂某种形式的信仰。夏商周时代,墓葬装饰的范围也由棺逐渐扩大到椁及墓圹四壁和墓道两侧壁,装饰的形式不限于铺垫朱砂、对棺椁和圹壁的彩绘,覆盖于棺之上的棺罩、荒帷、帛画等绘有图案的丝麻织物等均成为墓葬内部装饰的组成部分,这时墓葬作为死后家园的象征更多的是被随葬器物而非建筑形式所表现。汉代魂魄二元观念的合一以及灵魂不灭的思想加快了丧葬习俗和墓葬形制的变化;"室墓"对地上居室的模仿使建筑壁画自然影响到墓室装饰;墓室作为祭祀空间对于绘画功能的需要,使三代时期建筑壁画的形式和功能终于在西汉晚期成为墓室装饰的主要形式。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汉代及以前有关灵魂升天的艺术作品探索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蚌塑龙、虎、鹿图案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灵魂升天图。两周时期的人物龙凤合体玉雕也是表现灵魂升天的一种艺术作品。楚国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和汉代非衣帛画以帛画形式表现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壁画墓则以壁画的形式来反映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则随着墓葬建筑材料的变化,改变为雕刻的画像形式。虽然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但表达的都是关于死后灵魂升天的同一主题。     

汉代画像石墓与阴阳五行

＂厚葬风俗说＂、＂宗法制度说＂等,都不能揭示汉代画像石墓兴起的真正根源。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石文化可以发现,石负载着思想信仰,常被当做天地神的代理象征而被作为崇拜的对象;汉代阴阳五行盛行,人们普遍认为石具有＂阴性＂,有利于升仙,于是画像石墓在汉代流行起来。由此可见,汉代画像石墓之兴起是由于汉代人对阴阳五行中的石（金）形成了特殊认识并进行了思想演绎的结果。     

汉墓羽人与南朝“中国化”飞天——墓葬系统象征符号的新发展

羽人与飞天分属于两个宗教系统,伴随着佛教下移进入墓葬,跣足、裸身、头戴宝冠的西域飞天被去裸露化、秀骨清相的“中国化”飞天替代,儒家礼仪制约下的飞天中国化最终在南朝墓葬中完成,并对此后的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由图像系统发生路径看,印度飞天与汉墓羽人共同成为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图像系统发生树的“根”,而羽人图像显然对于中国化飞天影响更加深远。从图像形制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形象已经与印度佛教飞天艺术母体大相径庭,儒家审美偏好与礼仪规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图像系统的发生关系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在形制上以汉墓羽人常见范式为粉本;在符号功能上,南朝“中国化”飞天除了继承汉墓羽人界定墓室时空超凡特性,指向“不死之境”以外,佛教信仰的介入与净土信仰的流行,又使他们兼具往生净土的宗教功能。此时“羽人”作为墓葬仪式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显然无法适应东晋南朝时期佛教进入墓葬系统的新变化。由汉代的“羽人”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化飞天”,实则是墓葬信仰发展的内在要求之必然。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墓主身份研究

山东省考古工作者于2010年10月开始对山东省定陶县灵圣湖遗址内的一座竖穴木椁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重大成果，该墓葬中的“黄肠题凑”为汉代帝王陵墓中特有的形制。综合考古学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判定该墓的年代大致属于西汉晚期，墓主人很可能是汉哀帝刘欣之母丁姬。     

从车马出行图看汉代壁画艺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车马出行是汉代壁画中的重要题材,不同地域的车马出行图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东汉时期各种绘画表现技法已趋成熟,壁画作品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充分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车马出行这一图式所显现的地域文化及时代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与艺术特色、独具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和图式,是对于汉代国家形象的成功塑造。     

论汉画像马首人身神怪的祭祀与升仙意义

我国发现的汉画像石中的马首人身神怪图像多数在西王母座前出现,对于这类图像学术界较少问津。因此,有必要结合目前我国所发现汉画像中人兽混合神怪图像的基本情况,从图像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在对汉画西王母神怪侍者进行图像志的研究基础上,解读马首人身神怪的神性,结合汉代人马神崇拜,探索其背后的祭祀与祈求升仙的意义。     

汉代画像石中的佛教环境生存智慧

尽管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不是纯粹的佛教绘画,但它蕴涵有丰富的早期佛教存在论生态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化转型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汉画像石直观生动的表现,我们在领略早期佛教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这一心灵金弦的氤氲热气之外,也可以感受生态灾难警示、命运终极关怀这个醒世木铎的悲壮与厚重。这些作为两千年前墓葬依附物而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对于当前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灵验故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灵验故事是当代人和神的生活故事。它具有不同的发生和存在形式,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密切。它既是对民间信仰生活的一种诠释和呈现,又是对民间信仰的反馈叙事。从另一个视角折射出民众的生存逻辑和乡土社会中的世界现。关照信仰活动中的灵验故事可以为民间信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给研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古代画像及壁画中兔的医药文化涵蕴

古代画像及壁画中兔的形态各异,或直立,或身生双羽,常侍立于西王母、东王公等仙人身边,或高居月宫。较多见的是捣药、持药图。这些图像有深层的文化内涵,代表了早期的兔图腾,反映了秦汉时人对长寿升仙的渴望;月宫中的兔子,与兔子多子的生殖特点有一定的关联;兔子的某些药用方式,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文化色彩。     

灵验故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灵验故事是当代人和神的生活故事。它具有不同的发生和存在形式,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密切。它既是对民间信仰生活的一种诠释和呈现,又是对民间信仰的反馈叙事。从另一个视角折射出民众的生存逻辑和乡土社会中的世界观。关照信仰活动中的灵验故事可以为民间信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给研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