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筛选出与“新冠”“谣言”“传言”“流言”“谎言”“舆情”相关的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163篇,梳理总结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谣言传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治理策略。但目前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传播危害研究不足、治理对策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下一步的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谣言传播危害认识的研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建立快速有效、覆盖范围广、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信息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及应对研究

目的/意义“信息疫情”是当前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大流行”。区别于病毒疫情,“信息疫情”不仅是关于传染病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更牵涉到不良情绪的规模化传染。设计/方法通过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将“信息疫情”划分为四个类型：不确定的“疫”与惊恐、被道德化的“疫”与怨怼、被苦难化的“疫”与同情疲劳、被误读的“疫”与戏谑。结论/发现时空媒介化、病毒网络化、公众情感化是催生“信息疫情”的主要原因。当下,“信息疫情”已成为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伴生的新常态,这要求我们将“信息”“疫”“情”进行联动性地思考,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信息安全网。     

基于疫情谣言的信息疫情周期演变特征

信息疫情暴发至今已历经一个动态演变的周期过程,研究并掌握信息疫情周期演变因素有利于信息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论文从动态视角出发,收集微博辟谣平台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的2589条辟谣数据,通过内容分析法从时间、空间、内容等角度进行解构剖析。最终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信息疫情历经了潜伏期、暴发期、蔓延期和衰减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演变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地方性谣言主导整个信息疫情生命周期始终,且政府治理对地方信息疫情周期发展影响显著;在内容维度上,根据谣言的主体、场景、事件等要素抽象出信息疫情的内容演变特征;最后综合时间、空间、内容维度总结了疫情下的谣言特点,疫情态势、政府管控以及社会反应三大信息疫情演变主导要素以及信息疫情演变机理的三大竞争关系。     

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溯

现实主义是当代全球治理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时代情境中,现实主义仍然主导着各国的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植根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经由传统现实主义,传承至新现实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正统理论。基于性恶论、理性行为体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设定,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报以悲观谨慎的态度,突出国家的治理主导地位,赋予权力政治以决定性意义,由此塑造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冲突的世界。面对疫情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挑战,梳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历史演进,剖析其观点的发展逻辑,可以为准确研判当前大疫下的全球治理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 “中国力量” 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     

自由迁徙、城市化与公共疫情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病毒感染与医治是个体医学问题,疫病传播扩散与控制是群体性、整体性的社会问题。2020年春节前后大规模人口流动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新冠病毒的迅速蔓延,以及随后的非常规、高风险、高成本的疫情防控及相关问题。通过赋予公民自由迁徙权,从根本上减少大规模、高风险、候鸟式人口流动,不仅有利于疫情的防控,而且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我国民营医院经济运行情况

文章基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对比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民营医院的经济运行情况,以期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经济平稳运行和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2020年民营医院门诊和住院服务量分别减少6.9%、4.8%,医疗收入仅增加4.4%,服务量大幅削减,医疗收入锐减;资产负债率、净资产负债率分别增至63.9%、177.2%,负债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运行压力陡增;财政拨款增加59.2%,人员经费下降16.6%,收支结余率达到近年来最高值7.8%,收支结余增长显著。基于此,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建议政府进一步明确民营医院的服务功能定位,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落实优惠政策、优化融资政策支持民营医院发展;建议民营医院逐渐融入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通过连锁经营,形成规模效应,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法价值再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行业停摆,供求关系失衡,致使市场失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干预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体现了经济法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目标。但是有的政策措施却事与愿违,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为此,建构利益表达整合机制和有限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促进利益表达、规范政府行为、转变社会治理模式三方面的实践路径,为国家干预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