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十二五”厦门社会组织增长率要达9．7％

厦门最近出台《厦门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争取到2015年,平均每万人拥有8个社会组织,全市社会组织总量达到2500家,与“十一五”期间相比,社会组织增长率达到9．7％,推动社会组织为厦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社会组织有了自己的“家”

7月18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地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启动仪式暨五彩“2013公益社区行”项目发布会在市民之家活动中心举行;这标志着地区121家社会组织有了自己的‘‘家”。香河园地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占地110平方米,内设接洽中心和能动车间。接洽中心主要承担街道与社会组织、志愿者与社会组织、地区单位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对接的职能。能动车间则以红、黄、蓝、绿、橙的五彩颜色划分为一个个分享区,使每一个社会组织都能在简单、开放、自由、轻松的创想空间中,创造、培育、实施一个个项目,促进组织的成长成熟。除了完善的硬件设施,街道还聘请了清华大学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林志刚担任地区社会组织管理的专业导师,以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专业性。     

创建幸福家园需要人人参与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积极开展社区“幸福家园”创建试点工作，经过前期不断探索，总结出一条“结合实际、抓好定位、齐抓共管”的创建模式，     

在社区服务中心孵化NGO

近日,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服务中心英语园,来自坂田街道12家社区服务中心的26位公益大咖首聚,学习了怎样服务和孵化社会组织知识。培训由坂田街道“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发起,旨在加强社区服务中心职能,了解社会组织服务孵化知识、政策。     

让党旗在非公领域高高飘扬——南京市鼓楼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方法和思路

近年来,鼓楼区在培养扶持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同时,不断加强“两新组织”领域党的建设工作．形成了“以条为主．以块托底．条块结合”的党建工作格局．按照“面上覆盖．点上突破,质上提高”的方针．实现了全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覆盖和有效管理。截至2009年底．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540家、党员11182人,党组织和党员数均列南京市区县前列。     

以“家”构“族”：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独特逻辑

“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家庭”性特征。这一特性是在“以家构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即按照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历史上家国一体文化在形塑王朝体制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传统“家国观”始渐转换为以“家族”的社群形态来建构“国族”。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庭”框架逐渐成为了中国族际整合和国族建设的独特模式。透过上述历史脉络发现,“家庭”隐喻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属性：“家”是外在的社群形式类比,“国”是内在的国族共同体本质。     

“三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水平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碘街道学苑社区有33家社会组织，涵盖了文化、经济、公益等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社区组织基础良好，运行规范。为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学苑社区以“制度化建设、网格化管理、规范化运行”为建设目标，保证其健康发展，促进社区和谐。     

家元制度中的家长制和权威崇拜意识

家元是有某种特殊技艺的家庭或家族;被称为“民间天皇制”的家元组织,是传统日本社会重要的非亲属集团,至今仍活跃在日本社会.为深入探讨这一特殊现象,从家元制度的特点和家长权入手,分析了祖先崇拜、型的权威、正统意识和袭名等家元社会中的具体现象.结果表明：家元的家长权通过对家制度的虚拟来实现,祖先崇拜、型的权威、正统意识等是权威崇拜仪式的根源.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民营企业“家文化”建设研究

“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本位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众多民营企业青睐。然而,企业及员工对于“家文化”的认知错位、制度建设缺位导致“家文化”被道德绑架、新生代员工价值主张多元化等问题导致“家文化”建设难以发挥真正的效用。需要从企业文化视角正确解读“家文化”;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家文化”建设;充分认识“90后”新生代员工价值主张,发展“家文化”。     

通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取向

通州市自1999年4月成立第一家专业合作社以来,目前在市委农工办行文备案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125家,其中:省级“四有”专业合作组织1家,南通市级“四有”专业合作组织9家,通州市级“四有”专业合作组织17家,申请在工商部门登记的18家,民政部门登记的107家。共有会(社)员36869人,带动农户105000户,2005年经营服务总收入近10亿元,纯收益2.3亿多元,其中97%返还给会(社)员,人均收入6000元。通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提高农民组织化、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就业、繁荣农村经济、加快通州新农村建设步伐都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一…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实效调研--以“4·20”芦山地震为例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地方性何以再生产：湖北监利“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及其启示

“玻铝大军”是生活在广袤中国的一个地方群体,是通过参与现代市场实践自下而上完成地方性再生产的缩影。“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表明,家庭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民间学徒制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价值取向,在时空变迁中展示出极强的创造性和建构性。在“玻铝大军”以“家”“群”“乡”等形式整体嵌入现代市场及现代化进程后,地方性与现代性实现新的融合,地方性由此得以重构和再生产。中国传统的地方性具有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社会文化基因和能力。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家哲学研究的热点、路径与价值

近年来，由专著引领、期刊发力，学界掀起一股家哲学研究热潮。家哲学是关于“家”的普遍性研究，探讨了“家是生生不息的存在”、孝的时间意识、“个体”与“亲亲”双重本体、“家天下”等问题。中西对话、古今转换、文明论构是家哲学研究的三条路径。家哲学研究将个体安置于“生生”“亲亲”之家，建构“为亲亲”的主体论与“家天下”的世界观，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温暖世界，呈现其温暖个体、柔化社会、惠及世界的研究价值。     

“家”与中国乡土社会：基于个体心理的思考——民国时期许烺光的喜洲镇调查

作为中国家庭社会学学科史上的开拓性学者,许烺光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他的喜洲镇调查从个体心理层面出发,试图通过田野经验更充分地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文化,同时也进一步反思该文化潜在的局限性。“家”从来都是勾连个体与社会文化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将人格心理与总体性文化命题相关联的研究取向,对当下的乡土社会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根据以“家”为中心展开的田野调查经验,许烺光不仅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权威”和“竞争”属性的本土化特征,同时通过反思作为中国“家”文化和乡土社会核心价值的“父子一体”观念,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的人格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