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的城市文化节点研究

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从人文长沙、生态长沙和活力长沙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的城市文化；从大力发展湖湘文化旅游，构建人文支点；积极推广红色旅游，为提升旅游品位，务实旅游重点；发展会展旅游，打造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充分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塑造城市亮点等四个文化节点为长沙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红色旅游发展的需求及其增长

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仍是旅游需求及其增长。我国红色旅游的发展需要政府的规划、经费投入,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为红色旅游提供内在动力。文章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刺激红色旅游需求的增长: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深化牢记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理念。二是完善红色旅游景区产品结构,增强其综合吸引力。三是研究客源市场,运用现代营销手段促进红色旅游需求增长。四是“红”与“绿”、“红”与“古”、“红”与“蓝”、“红”与“俗”有机结合,满足旅游者多种旅游需求。     

基于空间分布的辽宁抗联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红色旅游是将体验式旅游模式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新业态,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及对体验式旅游需求程度的加深,逐渐成为旅游研究的新思潮。根据旅游目的不同,可以将红色旅游分为“绿色生态+红色旅游”“自然风光+红色旅游”“文化名胜+红色旅游”“研学教育+红色旅游”等。以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游客对抗联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为切入点,通过文献梳理、核密度估计、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等方法,从学术理论——爱国认知中寻找突破口,对红色旅游相关概念、内涵及红色旅游体验者与红色旅游市场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辽宁省东北抗联遗址四级分布特征、原因及每级分布区对东北抗联文化的认知程度,同时对辽宁东北抗联的红色旅游现状进行剖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抗联遗址红色旅游发展对策,以期为红色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广安市红色旅游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游客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影响着其对红色旅游的态度，而其态度直接影响着红色旅游的发展。本文从分析游客基本资料与对红色旅游认知态度及发展红色旅游之间的关系入手，准确定位红色旅游的发展方向，分析出影响红色旅游的关键因素，对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极其重要，为更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提供有效载体。     

文旅融合助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文化与旅游天然密不可分，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和吸引力，是提升海南旅游业价值、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探索挖掘海南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助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海南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价值增值不高、人文资源开发不足、旅游体验层次偏浅等主要瓶颈问题及其原因；(2)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海南历史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从已有研究中挖掘海南特色文化资源，提炼海南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3)从品牌建设、产品开发、业态融合、科技支撑和顶层设计等多方位提出促进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宗教旅游者的需求动机与偏好——以关公信仰者为例

关公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应用经济学理论,对关公信仰者需求两要素进行解析,指出关公信仰需求中购买能力是次要因素,购买愿望是主要因素,探讨了关公信仰消费者偏好形成的主要原因,归纳出关公信仰者普遍认同的基本心理预期;研究了关公信仰者的需求动机以及关公精神内涵与马斯洛五个需求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消费者均衡理论和影子价格概念应用于研究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分析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实现过程中影响均衡的各种状况.用经济学需求理论解释关公信仰者的行为动机,有助于把握关公文化旅游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内在规律,充分挖掘关公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     

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与合作格局演进——以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为例

以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2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研究期,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合作格局。研究发现: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旅游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整体呈递增趋势,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不断增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逐渐从松散型转变为紧密联系型,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不断增加,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网络中心性存在较大差异;湘赣闽红色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区的层次差异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发挥红色旅游核心城市的涓滴效应、健全红色旅游区协同合作发展平台以及打造红色旅游区红色旅游精品品牌等,以推进红色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东：红色旅游游什么？

红色旅游,早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旅游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重走长征路之类的主题旅游,吸引的不单纯是游客,更有一些文化研究者。我国红色旅游经过六年来的上下推动、不断发展,目前在全国已经呈现出星火燎原、方兴未艾之势。相关专家建议,红色旅游的最大魅力与生命力在于它的内涵,应当顺应形势的需要,扩展其内涵、延伸其范围,把红色旅游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     

红色旅游资源构成要素与开发因素分析

红色旅游资源作为旅游活动的载体,是集革命传统教育、先进文化传播、旅游经济拓展等价值和功能于一体的特殊的主题性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构成,从物质层面看主要有革命历史遗址和革命历史纪念场馆,这是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的基本物质载体;从内核价值层面看,表现为理想信念教育、老区脱贫致富、先进文化传播、生态环境保护,是红色旅游资源核心价值要素;从其外延层面看,表现在空间区位条件、旅游地形象、资源体组合、整体环境质量,是区域红色旅游资源相对优势的表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资源吸引力、市场、中介服务、外延、支持保障体系等。对红色旅游资源构成的多维要素和影响开发的诸多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红色旅游资源内涵,客观评价其价值,指导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2009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

对6个城市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其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均得到较为成功地体现,较好地达到了中央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但红色旅游景区还普遍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健全、讲解内容单调枯燥、游览项目单一、设施设备不全、旅游商品开发落后等问题,急需从体制机制、讲解内容与技巧、陈展观念与手段、游览项目设置、旅游商品开发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以保证和推动红色旅游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数字技术驱动下消费者-品牌关系研究综述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品牌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品牌传播理论研究需要进行全新的思考。当前，品牌理论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品牌形象研究、品牌资产研究、品牌战略研究等转向品牌关系研究。在消费者—品牌关系的研究中，当前的核心主题包括：品牌关系质量及其测量维度、品牌关系中的消费者动机、情感性心理依附、消费者参与的有效途径、品牌关系质量的中介因素、强品牌关系形成的关键驱动力、品牌关系中的心理和行为研究、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消费者—品牌关系的研究存在研究方法单一、实证研究和本土化研究有待深入的不足。未来需要从研究技术演进、学科视角交叉化、研究逻辑转型、研究主体扩大等方面去拓展相关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构建——以井冈山为例

随着红色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旅游目的地日益呈现同质化趋势,如何凸显目的地区别于同类竞争者的独特个性有待探索。文章以井冈山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旅游符号学的理论成果,讨论红色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的构建机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是建立在旅游表演舞台基础上的抽象建构过程：首先,由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对目的地进行第一次个性建构;其次,旅游者进入旅游空间后对目的地符号进行二次编码和解码,通过自身的旅游体验,融入自我概念;最后,形成了对目的地的个性感知,感知的形成方式有对比、强化、新建和重建。此外,红色旅游目的地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和国内旅游者的集体记忆会构建政治属性的个性。     

基于GIS空间分析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开发适宜性研究

红色旅游是江西省旅游业的重要特色,红色旅游资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在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并求权确定因子权重,从自然、社会以及旅游开发3个角度构建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点-轴系统”理论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探讨其优化布局,研究发现：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呈现集聚分布,优质与良好开发适宜区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显著。江西省应构建“四心、三点、九极、两主轴、六次轴、五分区”的红色旅游空间布局战略体系,以期通过合理的开发适宜性研究,实现旅游开发带动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与红色文化的传承。     

乡村景观设计中的空间形态组织

乡村景观是提供传统乡村环境与乡村生活展示和体验的载体。乡村景观的设计以乡村风光和乡村活动为出发点,不仅仅从传统乡村生活和美感出发,更要满足体验者在体验过程中各种行为的需求,考虑乡村景观体验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需要是乡村景观设计的基础。乡村景观空间中的各种要素通过结构关系形成整体后才能呈现出区别于城市景观的独特的形式和意义。通过分析乡村景观的设计需求,从体验者和居住者对乡村景观的体验需求、生态需求、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出发,以乡村景观空间中的点、线、面形态为中心,以静态和动态空间为切入点,提出塑造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适宜性形态组织,建构乡村景观的空间特色和精神意义。     

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动力、策略与路径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根基,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文旅融合既是文化和旅游互动共荣的客观需要,也是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民众对文化旅游体验的需求转向对更高级的情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面对我国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体和策略不够明晰、不确定性增强等问题,需要从多维度探究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融合发展策略选择与路径.基于对文化和旅游互动关系,以及文旅融合机制、模式、过程及路径的研究述评,分别从文旅融合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视角,围绕产业关联、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剖析了文旅融合的动力;提出了放大综合效应、深挖文化内涵、提升市场竞争力、统筹协调等文旅融合发展策略,以及升级产品体系、优化业态组合、培养复合人才和完善管理体制等文旅融合路径,以推动文旅的深度融合.     

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旅游消费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学家关于旅游消费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和制度激励论等代表性解释.其中,"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宰制论"与"制度激励论"则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这些观点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行动者-结构”行政体制变迁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和民生导向的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结构化理论构建了“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大众消费者等行动主体视角,重点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旅游领域行政体制结构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互构及其演化进程。行政主体从具体领导、宏观管理到发展促进,供给主体从单一到多元、从自发成长到规范创新,消费主体从少数到大众,将文化和旅游建成了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党领导下的多轮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从文旅引流到精神共睦——戏剧与仪式在民族文化旅游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价值整合

随着文旅融合发展时代的到来，文化旅游活动从表层的符号文化消费转向了深层的文化精神探索，文化旅游品牌更加聚焦构建深度的文化审美感知和互动交流体验。当前，以戏剧表演艺术为主题和以节日庆典为营造机制的新型文化旅游项目的出现成为了遗产旅游和民族旅游创新发展的风向，呈现出一个连通艺术体验、仪式交流和民族旅游的新时代文旅融合范型。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激活与联结了多元行动主体，提供了互鉴交融和精神共睦的仪式交流空间，并逐渐推动着地方少数民族表演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在戏剧节的培育与推广实践过程中带来了凝练共有精神、提升文化自信的恒久影响。通过培育与本土文化艺术相结合的文旅引流消费市场，凉山旅游顺应了新时代发展需要，重新发掘和建构了中华民族艺术的人文精神价值，探索出一条市场与艺术相平衡的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旅游道路，对我国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和在精神家园中寻根的路径具有深远启示意义。     

佛山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佛山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抽样调查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居民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第二,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社会信心体验对居民的自评幸福感有普遍的影响;心理健康体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明显。第四,与较高层次需要关系密切的主观幸福感成分对自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     

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中的文旅产业融合动因及路径

文化消费行为追求创新性,消费者只能依据文化产品的有限信息和个人偏好决定文化消费行为,这就要求消费者了解自己精神消费的个人偏好并对文化产品所提供的意义体验能否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预判。个人偏好和对文化产品的预测能力需要消费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存量。文化资本存量通过消费者的多次文化消费行为形成,对消费者后续的文化消费行为形成影响。文化和旅游产业本质上都以满足文化消费需求为导向。文化消费体验的融合提升了文旅产业融合的文化资本存量,文化消费过程的融合形成了文旅产业融合的消费行为习惯,文化消费的创新需求为文旅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文化消费效益的提升构成了文旅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文化消费行为的改变为文旅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本,提升了消费者对文化和旅游产业技术与产品融合的需求,促进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组织融合和市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