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我国西北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破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倒逼能源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西北地区以化石能源为主,风力、光伏资源富集,双碳目标的实现可有效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研发、实施情况及西北地区双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北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即立足于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坚持可持续发展,先立后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原则。继而提出加快碳捕集技术研发及应用;以再生能源促电力系统转型;重视储能技术研究;加速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提升荒漠碳汇功能的解决方法,以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使西北地区逐步达到碳中和。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黄河流域矿业集聚对城市碳平衡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的能源流域。在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矿业集聚区低碳转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3—2018年黄河流域90个地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空间中介效应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探究矿业集聚对城市碳平衡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矿业集聚显著恶化了矿业城市自身的碳平衡状态，而对周边城市的碳平衡状态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说明“碳诅咒”假说在黄河流域成立，矿业集聚区存在明显的“能源资源外输，碳排放和生态破坏留存”的环境不公平问题；（2）矿业集聚通过阻碍产业升级、抑制技术进步、降低土地固碳能力三条中介路径显著恶化了矿业集聚城市的碳平衡状态，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量最大，是矿业集聚区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3）黄河流域矿业集聚对城市碳平衡影响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作用强度和传导路径在繁荣期和转型期以及上、中、下游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针对研究结论，认为要重视矿业集聚区与非矿业集聚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平问题，通过转移支付和减排责任科学划分让矿业集聚区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综合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土地固碳能力多种方式，因时因地制宜破解和防范“碳诅咒”。研究旨在...     

城市交通能源结构与碳达峰情景分析——以南京为例

交通部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转型是城市范围内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而交通部门在用能结构、排放形式、功能等方面具有多重差异性,现有研究往往基于宏观模型测算,无法充分体现交通能源消费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本研究基于城市交通能源消费数据,以南京市为例,测算了不同类型城市交通CO₂排放总量,并针对南京市是否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交通碳达峰目标展开讨论。结果表明：城市交通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对南京市在2030年前实现城市交通碳达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私人交通工具使用强度降低对达峰时间影响较小,对降低峰值作用较大,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峰值但对达峰时间无明显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传统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计划，传统工业园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工业部门精准脱碳研究的关键靶点。梳理江苏最大的化工园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及排放来源，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然后利用LMDI法分解园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而建立多情景仿真模型探索园区碳减排的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表明，园区目前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负脱钩状态，产值结构持续推动园区碳排放升高，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园区减排的主导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和CCUS技术协同应用有助于园区率先实现双碳目标。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可以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为园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进而能够为其他传统工业园区日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方法

碳中和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行为、技术、能源等多系统交织耦合和多重反馈的复杂巨系统,面临跨系统跨部门耦合性、分行业异构性、技术成本动态性、技术和行为演变非线性、社会经济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开展“双碳”目标约束下碳排放技术体系研究,亟需建立能刻画上述挑战内涵的方法和技术。为此,从复杂系统的视角,自主设计构建了自下而上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³IAM/NET),耦合“能源加工转换—运输配送—终端使用—末端回收治理”全过程、行业“原料—燃料—工艺—技术—产品/服务”全链条,实现以需定产、供需联动、技术经济协同的复杂系统建模。为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工具。该工具成功应用于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的优化设计,但为了方便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关于模型应用的相关内容,将在本文的姊妹篇(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中介绍。     

关于碳中和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实现碳中和,需要对碳中和的实际要义把握准确。本文就碳中和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讨论,从环境、技术、经济、安全、国际合作等多个视角探析表明：碳中和需要聚焦,关键和重点必须锁定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化石能源具有短期的“压舱石”地位,但其属性表明不可能驶向可持续的未来,其有序退出具有必然性,颠覆性的零碳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性技术创新正在提速市场挤出化石能源的进程;零碳能源导向的碳中和进程正在化解市场阻力,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碳捕获和碳汇不可或缺,但不能寄予厚望;碳中和需要资金,但资金流巨大,零碳产业产品已然具有并在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投资高碳,不仅高碳锁定增加碳中和的难度,而且加剧能源安全风险,难以避免市场挤出的风险,造成巨额资产闲置;去碳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不仅是国际道义站位的竞争和话语权重的标志,也是市场竞争力的焦点所在;迈向碳中和,中国的目标年是2060年前,不是一蹴而就,勿需急、不必急,行稳才能致远;但也不能等、不可慢,需要目标精准、布局有序、只争朝夕、全面转型;碳中和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发展范式的革命性转型。     

强可持续视角下中国碳中和指数的区域差异、结构差异及分布差异

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碳中和的科学内涵构建碳中和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秩一约束的组合评价法测算2005—2020年中国区域碳中和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碳中和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揭示碳中和水平的结构差异，借助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揭示碳中和水平的分布差异。研究发现：中国碳中和指数整体不高但呈上升趋势，省域碳中和指数存在“双高型”“低高型”“高低型”和“双低型”四类；区域碳中和水平不平衡，呈现出中部地区高、东西部地区低的倒U型格局；碳中和指数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超变密度；碳中和指数的结构差异主要来自吸收维度的人工条件和排放维度的生活排放；碳中和指数的分布差异主要来自吸收维度。因此，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多方协同，既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协同转型，也要居民生活模式的协同转变，更要碳汇碳捕捉的协同转换。     

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机制设计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内在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然而，碳中和与稳增长面临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挑战的叠加，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即节能降碳减污与经济增长存在两难抉择。应当建立流动机制，推动减碳与发展平衡；建立供求机制，促进产业链协同减碳；建立长效机制，兼顾短期与长期目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建立开放机制，推动国际与国内低碳循环。就实现路径而言，应努力形成“供给侧—需求侧—市场—政府”四联并行的合力，协同推进国家政策体系、产业发展体系、企业生产体系和家庭消费体系的多层次系统变革。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³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再是“就碳论碳”,而是与数字革命、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国内外重要形势密切关联,亟需以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在更精细的时空格局上开展更系统的气候政策研究。基于对气候政策研究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提出气候政策研究在多维风险和效益、多主体行为响应机制、碳中和转型路线优化三个方面的前沿动向和发展需求：一是权衡系统零碳转型的风险与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及其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中的分配差异,为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二是识别需求侧行为的驱动和激励机制,设计面向福祉和公平的碳中和行为干预措施与政策,为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政策牵引;三是研究碳中和关键战略性技术的定位及其路线图施工图,通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技术部署攻克转型过程中系统协调发展、产业步调一致的难题,为碳中和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方案。发挥这些关键科学认识对碳中和转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突破新一代气候政策模型的开发,解决微观不确定性模拟与宏观综合评估模型的耦合问题,将风险感知、技术扩散、投融资与消费行为、政策影响与反馈等气候—社会—技术系统的关键过程纳入综合评估...     

中国海洋碳中和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海洋碳中和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载体,其负排放功能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产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是目前中国海洋碳中和价值实现机制还存在政策缺失、管理体制分割、管理机制不健全、技术开发滞后等短板,需要通过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加强科研技术攻关、加强海洋碳中和产业发展、加强陆海统筹生态管理等路径,走出一条海洋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海洋碳中和发展之路,最终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文明协同发展。     

碳中和、经济增长及对能源效率影响效应研究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逐渐失去了后续的发展空间，制定碳中和行动方案，提高能源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从碳中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别检测影响能源效率的各个因素，并分析能源禀赋、制度差异、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密度、区位因素、资本因素、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能源禀赋、制度差异与能源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密度、区位因素、对外开放水平、资本因素与能源效率呈弱正相关和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呈强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能够有效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而技术效应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辅之以提高经济密度、淡化行政干预、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等不同策略能更好地提升能源效率，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能源丰富的地区更应该强调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而经济发达地区和拥有优势地理区位的地区则更有经济能力采用节能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率。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以四川盆地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察联,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计划。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既是对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适合我国能源墙构特征,符合我国转型发展实际,科学构建“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推动“双碳”目标过程中倡导用清洁能源代替传统高能耗碳能源,形成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模态,推动绿色经济模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能源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执行者,积极创新管理理念,将绿色创新理念植入管理中,有效实现能源企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共赢,不断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PEST和SWOT分析模型,根据中国“双碳”发展策略的演变与趋势,紧密围绕“双碳”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企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能源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能源企业与地方实践等多方面内容,对当前四川盆地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状况及问题展开深入的剖析,并通过分析传统企业管理理念的局限与“双碳”时代背景下对能源企业创新的高质量要求,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的创新管理策略。从建立和完善新型能源企业人才体系、明确相关考核技术标准、健全服务政策体系等多角度,尝试探索“双碳”背景下四川盆地致密气企业发展管理的新路径,以期助力和强化四川盆地能源保障、有力推动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区域能源发展新布局,引导相关能源企业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

加快能源结构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传统化石能源为辅的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这一转型升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方能实现,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研究其能否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以及传导作用机制如何,对实现能源领域碳减排至关重要。以我国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并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传导作用,且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并未对相邻地区能源结构转型的推动发挥正向外部效应;此外,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低碳试点地区更易从数字经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