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距离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

本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理论，引入引力模型，构建由政府、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指标体系，通过贸易总量和进出口模型分析，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分析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国政治差异会扩大抑制双边贸易发展；政府制度差别有助于加强两国贸易往来，该正向作用随文化距离增大逐渐被削弱。“潜力巨大型”国家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和斯洛文尼亚等14个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包括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等21个国家，“潜力再造型”国家包括匈牙利、伊朗和阿曼等5个国家。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贸易潜力发展空间，因此应关注“潜力巨大型”国家贸易需求，挖掘两国贸易合作动力。建议应针对国际贸易现状，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亲近度和文化认同感，实现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汇率、出口和OFDI三种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本国货币升值将抑制其出口,但是将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同时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构建“一带一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反映人民币在区域层面的币值变动。在此基础之上,使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并与总体进行对比。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反,文章从人民币真实币值被高估、比较优势和疫情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叠加影响三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时从汇率预期和汇率波动两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OFDI的抑制作用。此外,还对比分析了总体与沿线国家出口与OFDI的相互影响。最后给出文章的结论及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财税政策助力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

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治理的关键手段,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融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省内过剩产能的转移及创新型开放经济的增长。文章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有关财税政策的现状与不足,探讨了财税政策助力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并从实证的视角,选取2006—2015年安徽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法,论证出财税政策对安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正向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安徽应如何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建议。     

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区域深度合作的宏伟构想，能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国际能源合作正在向纵深、宽广、可持续和高质量的方向推进，但国际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则面临着能源高消耗高污染、能源体系不明确、能源合作模式缺乏创新、能源链单一分散等困境。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以完善绿色低碳机制、提高能源合作标准、营造多元共生机制、构建供需互补体系和建立供应链联盟为实现路径，探索更多的能源合作新机遇，为国际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奠定基础。     

伊朗与“一带一路”战略

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资源,伊朗在"一带一路"中都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中国和伊朗合作具有多方面优势。尽管伊朗投资环境有望逐步改善,伊朗核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仍然面临外交压力和不确定性,从伊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总体局势分析,仍有不稳定因素将长期存在,中国对伊朗的投资风险与收益长期相伴。通过正视、评估中国与伊朗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针对存在的风险,提出可能的应对之策,以期减少"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该文选取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出口创造效应,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正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负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显著。该文进一步区分了OFDI动机异质性,发现制度距离对市场寻求型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从沿线国家收入水平来看,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促进了对沿线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探讨——基于SWOT PEST模型的系统分析

中国核电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中国核电走出去既有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也有外部的机会和威胁。以中国核电走出去为目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这四类影响因素入手,结合SWOT工具对中国核电走出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加大融资支持,积极推动核电全产业走出去;研究区情行情,防范投资风险,努力开拓新兴核电市场;抢抓战略机遇,提升出口能力,促进出口核电与当地民生项目的融合发展;促进出口核电与当地民生项目的融合发展;借鉴国际经验,整合国内资源,深化国际核电市场的多重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贸易差额关系分析

利用2001—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数据,分全样本和内部6个板块建立面板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进行协整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够正向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和外商投资流入量增加导致相应的贸易差额的扩大,其中,中国与南亚板块之间汇率和贸易差额关系的实证结果与全样本一致,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与全样本有略微差异.基于此,建议在有效调整汇率、优化贸易结构、加大投资合作等方面来夯实"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制度、文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区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然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向。基于2005—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国面板数据,可考察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制度与文化因素。研究发现:中国OFDI倾向流入腐败控制水平较低和监管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双边权力距离差距加大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双边差异加大则会阻碍中国OFDI进入。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发现:文化对制度具有补充效应,双边文化差异缩小可以减弱东道国腐败控制水平对中国OFDI的负效应,但该负效应的衰减呈现出非线性特点;而随着双边文化差异扩大,中国OFDI流入倾向于选择监管质量相对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实证检验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油价频繁震荡，并通过汇率渠道向全球进行风险传导。以“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为例，通过构建TGARCH-Copula-CoVaR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油价风险对“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汇率市场具有较强的单向传导效应；时间维度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幅增强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且呈现显著的时间阶段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空间维度上，国际油价风险对同一区域内国家的汇率传导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不同区域内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国风险传导强度与其在国际原油市场中地位及原油对外依存度密切相关。     

一带一路“先行军”与“主力军”——对央企的调研与分析

中央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梳理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是进一步推进此战略构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中国数据以及美国所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GIT)数据,精准地梳理了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指出中央企业既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军",也是建设中的"主力军"。通过走访有代表性的8家央企获得的一手案例资料,总结出"一带一路"建设中央企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不同行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