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关系社交网络用户健康信息共享意愿研究——基于PLS-SEM及fsQCA方法

强关系社交网络成为当前个体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场所,探究用户健康信息共享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组态效应,对于积极应对潜在健康风险、提高健康信息传播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健康信念模型及社会资本理论,构建强关系社交网络用户健康信息共享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在线问卷搜集391份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信息共享态度、感知易感性、社交参与、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社交网络用户的健康信息共享意愿,健康信息共享态度对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信息可靠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社交参与健康信息共享意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fsQCA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络用户的健康信息共享意愿呈现3种模式,其中高情感信任、高感知易感性、高社交参与、高共享态度是社交网络用户进行健康信息共享的最优组合。本研究揭示了强关系社交网络用户健康信息共享意愿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激励、管理和干预健康信息共享提供参考。     

口碑传播者特征对社交网络口碑信任的影响

引入口碑接收者的好奇心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社交网站下口碑传播者不同特征对网络口碑信任的影响研究模型.使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用Smart PLS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口碑传播者的信息传播能力和任务吸引力正向影响基于认知的口碑信任;社交吸引力和关系强度正向影响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而外貌吸引力不对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产生影响.口碑接收者的好奇心对口碑传播者特征与口碑信任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剥夺型好奇心正向调节信息传播能力和任务吸引力对基于认知的口碑信任的影响;兴趣型好奇心负向调节社交吸引力对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的影响,而对关系强度与基于情感的口碑信任的关系无调节作用.     

在线评论对社交网络中电子口碑采纳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电子口碑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不仅建立了电商网站中在线评论相关因素与消费者对在线评论本身的采纳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构建了在线评论相关因素与消费者对社交网络中电子口碑采纳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评论效价、评论数量、评论评分、评论质量以及来源可信度等因素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在线评论有用性和可信度感知的变化,进而不仅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在线评论的采纳,而且还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对社交网络中电子口碑的采纳行为。     

电子商务卖方信任度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研究

如今网络环境信任缺失已成为困扰电子商务卖家重要问题之一,卖家也逐步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优质卖方信任的问题。将卖方可直接控制的影响因素引入卖方信任影响因素中,探究卖方可直接控制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利用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发现卖方可以直接控制的影响卖方信任建立的因素中,卖方声誉、卖方品牌形象、网站感知安全性等显著影响着卖方信任。指出网站信任与卖方信誉之间具有协同作用,两者共同作用对卖方信任建立的影响效果显著。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卖方信任与其隐形因素结构关系的认识,对指导企业建立网络卖方信任具有理论意义。     

社交平台上社交商务行为的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社交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发展迅速,但是目前对社交商务的研究并没有像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那么广泛。通过研究用户生成内容中评论与评级、推荐与推送对社交商务行为的影响发现,评论与评级、推荐与推送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对社会交往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信息支持中的信息有用性对社交分享和社交购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信息量只对社交购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并不影响社交分享;亲密度和互惠性对社交分享具有显著影响,但亲密度对社交购物并无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能够帮助在线供应商针对性地发布广告和制定促销策略,同时有利于社交网站合理分配资源。     

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开放性强,用户身份具有虚拟性,用户发布信息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隐蔽性.这些特征导致较为严重的虚假信息及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如何评估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可信度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探讨了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可信度影响因素.以微博、QQ空间及微信朋友圈用户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所得数据,结果表明: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论据强度和信息质量对信息可信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在论据强度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知识水平在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信息质量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员工正念与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同事信任的中介作用及工作关联性的调节作用

人际公民行为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维度,指同事之间非工作要求的一些帮助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关系质量和网络中心性等社会网络层面的因素对人际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关于社会网络之外的前因探索则相对缺少。引入心理学中的正念,探讨其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信任的中介作用和工作关联性的调节作用。基于34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员工正念水平对同事信任和人际公民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信任在正念和人际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关联性对信任和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平台型网络市场中卖家声誉的有效性研究——信息质量、信源可信度和保障标记敏感的影响

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从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两个角度构建卖家声誉影响感知有用性和声誉采纳意愿的中枢路径与边缘路径,引入保障标记敏感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在感知有用性和声誉采纳意愿之间的作用。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216个有效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中枢路径中,声誉信息质量的丰富性和易理解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一致性和易理解性正向影响声誉采纳意愿;边缘路径中,信源可信度对感知有用性和声誉采纳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在丰富性和声誉采纳意愿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易理解性、信源可信度与声誉采纳意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保障标记敏感负向调节消费者对卖家声誉的感知有用性与声誉采纳意愿之间的关系。     

我国网络募捐法律制度思考

网络募捐问题是网络发展的产物,现行法律对此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认识和监管网络募捐是一个重要的网络社会管理课题。本文首先对网络募捐进行概述,并厘清其中多方法律关系;通过类推比较的研究方法定位网络募捐行为,提出以公益信托的类似制度解决网络募捐监管实务中的难题,以促进我国网络募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共享创新、社会认知与新创组织的协同信任机制研究

聚焦众创热潮和新创组织创业成功率偏低的现实问题,关注共享模式下创新与组织协同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梳理共享创新解析维度,构建共享创新影响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理论模型,引入社会认知作为中介变量,社会网络强度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影响机制。对300个新创企业组织开展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明：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认知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影响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网络强度在共享创新通过社会认知影响协同信任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共享经济驱动产业升级政策,加强对共享创新的引导,促进创业社会网络和共享平台的稳步建立和生态化发展,提升新创组织的协同管理和知识共享能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业绩效,实现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信托公司信息披露测度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简

依据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理论与《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构建我国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改进,单独列示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机制信息,突出信托公司的高风险特性;根据信托公司产品特征,增加产品市场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通过总体与分组回归分析,研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总体不高;公司规模越大,则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信托项目是影响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     

在线社交网络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某实验室为例

随着Web2．0技术的产生,在线社交网络平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本文首先综述了近年来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在线社交网络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网络拓扑结构这一底层机制的角度出发,指出不同类型在线社交网络形成的差异。以北京邮电大学某实验室的社交网络关系为实证研究对象,证实了以研究为目的的科研团体及沟通紧密型网络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特征,进一步分析网络结构与传播媒介的作用机理。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击与引导

新媒体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社会语境和媒介生态,媒介的融合诱发了社会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因而呈现出多种异化与畸变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管理范畴的重要课题。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重构、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加强网络社交管理、规制政府行为失范、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等途径,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促进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得以健康稳定、和谐有序地发展。     

论网络群体信任关系构建过程

随着网络的迅速壮大,网络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信任关系是网络群体在网络中存在和持续发展 的前提条件。构建过程大致经历产生、建立、深化、破裂以及走向现实几个阶段。网络信任关系并不是凭空产生,是由其主体 网络群体成员在虚拟网络社会情境中逐步产生,熟悉是双方信任关系产生的基础,利益期望推动信任关系的建立,资源交换和 制度系统是对信任关系的维系与深化,通过多次博弈可能会导致信任关系的弱化或中断,仅极少数网络信任关系最终会走向 现实信任关系。     

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建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全新的社会关系,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主要框架。网络社会的要素层级关系体现出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个体传播者分层化、个性化,群体传播者多样化、品牌化,智能人传播者精准化、预驯化,二是受众阶层化、差异化、可塑化,三是媒介移动化、智能化、融合化等。个人空间、群体空间和智能人场景构成网络社会的空间层级关系,个人空间推动隐秘、黏合的个体文化发展,群体空间加深互信合作关系、提升分众舆论传播效率,智能人场景推动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信息共享、关系创造和数字再造构成网络社会的交往过程层级关系,信息共享过程强化网络社群文化认同感,关系创造过程有利于网络社会关系的全域拓展,数字再造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引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网民对其信任程度是影响舆情引导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多项Logistic模型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信任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实诚的损失、平台把关或审查制度、权威性、信息互动、阅读信息、法律约束以及查看微博等因素影响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政策建议。     

新媒体时代政府创新社会沟通：政务微博何以有为

创新社会沟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政务微博这一新型媒介工具促进社会沟通的成效不佳,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意识问题,也有网络公共性受限等因素.新媒体时代,政府及公务人员要借助政务微博实现有效的社会沟通,需要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信息质量、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