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话语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丰富

话语即权利,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话语体系都是一种价值表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解决和研究民族问题树立了"治理"的价值准则。"治理"话语与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上的"帮助"话语、"自治"话语和"民族关系"话语存有矛盾。贯彻"治理",使我国民族工作主题有了重要目标,使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有了新内容,并拓宽了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执行方式。运用"治理",可以看到当前关于民族问题研究中的"族群""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话语不符合治理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思想。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法治中国的话语表达

对于法治中国进行高水平的话语表达,不仅是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关涉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法治观念和传统总体淡薄、民间对法治话语表达存在一些误解的情况下,推动法治话语的建设和高水平的表达,能够回应和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助力民族振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中国法治话语的核心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体现知变应变求变的革新精神、彰显理念确立与规范完善的进程、体现法律与道德对治理结构的融合、展示法治中国的全球理念与世界担当。为了有效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表达包含上述核心要素的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强化中国法治话语表达的生动性,凸显表达的受众友好性,注重话语表述的适当态度,尤其是要通过完善法学教育培养表达中国法治话语的人才队伍。法治话语的高水平表达是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不仅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而且有赖于各专业领域的通力合作。     

中国法治话语的理论探析与本土法治方言的建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中国的法治话语逐渐引起重视,在长期学习苏联法治经验和受到西方法治话语的推力下,我国的本土法治方言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中国法治话语缺失原因的基础上,凭借福柯有关权力话语的认识,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法律实质渊源、价值观和法学研究方法论。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     

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话语学的文化研究视角

批判话语分析是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后出现的一门新兴跨学科社会科学,其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和阐释社会文化问题.要了解这门学科对研究中国问题的价值,我们有必要从语言哲学角度来认识今天东西方的话语关系.根据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庄子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语言表述的真理性和社会活动的合理性需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语言在现代化过程中沉淀了一种不平等的东西方话语霸权关系,它以话语体裁的方式支配着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边缘化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中医技术化、教育异化、管理语言数字化,等等.在这里,语言作为一种存在的敞开变成了为支配而存在的工具,"他者"话语通过自己的嘴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话语的内在结构和文化特征.     

权利话语的理论倾向

中西方权利话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现代的权利话语是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紧密结合的。它与理性主义传统、个人主义文化、德性思想倾向、财产契约理论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虽然已经开始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规则的确立、组织的构建、行为方式的设计等进程,但是在国际社会仍然经常被误解和猜忌。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缺失,除了中国自身强大所造成的压力之外,关键在于中国仍然面临着话语表达不够充分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中国有必要在公共外交能力建设、观念建设领域提升自身的意识和水平,从而以更好的形象、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治理的规划、建设之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也更有力地推进国际社会的公正化和法治化。     

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

女性话语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将女性的立场、权利诉求渗入国家话语,既取决于女性群体的自觉程度,也取决于国家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整合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家话语相对于妇女解放话语,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而且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优先性.因而,国家话语支配、塑造妇女解放话语必然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生产机制的本质规定.这一规定既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超前性发展,也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被长期遮蔽,以及妇女"被国家解放"等问题.反思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必须在承认这种现象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立足于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张扬女性的话语权,通过各种方式将性别话语渗入国家话语,逐步弱化国家话语的男性话语霸权秩序.     

新时代中国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

[提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事业,必然需要中国特色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民族法学研究在发展进程中秉持服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理论传统,确立起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法文化和民族治理研究稳定的叙事论域以及民族政策文本解释、民族法制理论分析、民族法文化学理解读和民族治理实证研究主要理论范式。新时代民族法学的使命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围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研究核心,全面深化民族法治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是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品格,阐释宣传党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的精神内涵、理论逻辑、实践要求是民族法学持久的学术传统、巨大的理论优势和显著的知识特征。新时代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框架由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论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论述、民族区域自治法制论述、民族治理实践论述、民族法文化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论述等命题支撑。要拓展民族法学的理论空间并规划发展路线图,完善民族法学学术生产系统保证民族法学持续高质量学术产出,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学话语体系构建。在人类法治文明话语体系中,中国民族法学将一直在场。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现代法治的生成机制

现代法治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自由而有序的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治的生成不仅需要有良好而完备的法制,而且还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作为基础。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必然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动态过程,是多种生成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法治国家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文化驱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权利救济机制和权力监控机制对法治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大学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潜在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将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大学期间法律素养的培育,直接关系着其未来参与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就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公民人格而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核心观念包括主体性意识和守法精神,前者旨在强调大学生作为法治建设主力军应具有的主人翁精神和权利意识,后者旨在强调其责任担当意识。     

略论欧美法治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欧美国家人治与法治斗争的历史,法治的确立和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是一种能够平衡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最佳途径.欧美政治文化中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理想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法治由最初单纯的治国工具演变成了包含丰富人权内涵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社会实践,并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具体法治形态,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欧美法治传统的变迁,对中国践行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习惯自在调整与习惯的法律化

传统习惯在社会制度构造中一般有"习惯自在调整"和"习惯法律化"(包括"认可式""嵌入式"两模式)两种形态。基于国家法调整的限度,"习惯自在调整"模式拥有充实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向来重视"习惯自在调整"模式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这一模式饱含着诸多有益于当代社会主体私权保护的优异品性,蕴涵着"法律伦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古代依赖血缘组织的特有社会结构表明,社会调整既需要习惯自在调整,也需要习惯的法律化。"习惯法"和"嵌入式"的"习惯成文法"等两种习惯法律化模式,既能够表彰习惯的法律意义,使得法律制度认同、融会优异习惯规则,又符合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行动模式和法治化的体制要求。     

社会治理视域下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变革,社会各项事业正在面临深层创新与发展。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多元化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突发事件大量出现,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突发事件形成的原因不仅有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诱发、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不足、社会自我调控能力的薄弱,同时也有法治建设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的诸多漏洞等。因此,必须要从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推进法制与社会保障建设等途径入手提高整个社会防范与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