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历史考古述论(下)

十二世纪初,生女真完颜部以阿什河、拉林河流域为中心,起兵反辽,建立了金朝,与南方宋朝对峙。金朝上京路所辖蒲与、胡里改、速频三路管辖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黑龙江省金代遗迹和文物十分丰富。一般说来,辽代文物和唐代的甚多相似,有些金代文物与辽、宋、元代的同类品难以分辨,充分体现了本期我国南北地区汉族和各兄弟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紧密。     

金代上京路行政区划变迁考述

上京路自金初设立至金末废置,其行政区划经历了曲折变迁的历史。金太祖、太宗、熙宗时,蒲与、胡里改、合(曷)懒、恤品(速频)、曷苏馆等路都是独立行政建置,不隶属于上京路。海陵王于天德二年(1150)改万户为节度使,置上京路总管府,上述各路始隶于上京路管辖;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后,上京撤去京号只设留守,行政级别降低,其下路、府、州不再隶属。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号上京,上京路行政级别恢复,原属路、府、州大部分重新划归上京路管辖。金章宗为了加强对上京路的管理,对其所属路、州行政级别进行了再次调整。金末,上京路置上京行省,其所属路、府、州或被蒲鲜万奴占领,或被蒙古军占领,上京路最终废置。     

《金史》“合里宾忒”语义释略

《金史》“合里宾忒”为千户名,在上京胡里改路北边界内,距路治一千五百里.因其名称与今哈尔滨相似因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过去只是考证其地理位置,对“合里宾忒的语源、语词结构、读音及其语义尚未展开研究.近多年来随着对哈尔滨地名探讨的展开和深入,“合里宾忒”便成为目前争议的一个问题.兹就与“合里宾忒”语义相关的问题,讲以下几点看法.     

金代"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考述

民国时期宁安县东京城镇出土的金代官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是金代晚期上京路高级军事将领印信.它不仅为金国、东夏国的官制、兵制、行政建置、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考古学、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

转运司是负责财赋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金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了两路转运司,即上京路和辽东路转运司。它们在调剂全国物资有无,稳定金初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们的设置,时常随着当时政治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弄清楚两路转运司的建制变革情况,对我们研究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     

胡雪岩家族研究新发现

绩溪湖里（胡里）胡雪岩,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生前为避免可能的“株连九族”,曾预先做过大量的“善后”工作,包括遣妾散子,割断亲属间及与老家胡里的联系,烧毁文字证据,隐藏家世、家庭和许多商业秘密等等,这也使得有关他个人历史,有关他家族情况,成为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金代文人歌诗与道人歌诗

金代歌诗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连接宋元音乐文学的重要纽带。以世宗朝为界,金代歌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无论文人歌诗还是道人歌诗都显示出朴拙的特点。后期文人歌诗以赵秉文为纽带,在王庭筠、元好问等人参与下发展迅速,表现为对汉乐府传统以及唐宋新题乐府的继承。后期的道人歌诗以丘处机为代表,一改前期王喆歌诗的口语化和民间化特征,变得更加典雅、丰赡,从而开始了道人歌诗的文人化转向。     

金代后宫制度初探

金代后宫制度作为金代宫廷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进而衰落的过程。金代后宫制度的发展与演进过程是金代中央政治制度逐渐汉化的必然结果,是金代女真人学习中原礼乐文明的客观需要。     

林甸县四合渔场金代墓葬

1981至1983年林甸县在文物普查中先后发现多处金代文化遗存。1991年又在四合乡渔场发现和清理了一座金代墓葬,出土了一批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填补了林甸县没有发现金代墓葬的空白。为研究金代人群的分布提供了翔实的文物资料。     

金代商业述论

金代商业是以金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基础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金朝重视商业,制定商业政策,加强商业管理,使金代商业有较快发展。金与周边各民族及中原开展商贸活动,带动了金代经济的发展。金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是:女真人形成了重商务利的价值观念;女真猛安谋克、富商、官僚及高利贷者结为一体,极具破坏性。大商人阶层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压榨、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激化了阶级矛盾,对金代社会起了瓦解和破坏作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有界时段”与“无界时段”

语言中的时间状语与动词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语法问题,也是一个认知问题。合乎语法正确的句子,不一定是合乎交际意义的句子。为此,通过分析"有界时段"(DTP:Defined Time Period)和"无界时段"(NTP:Non-defined Time Period),从认知角度讨论二者,即时间状语与动词之间的合理搭配问题。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