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我国大陆地区“三区革命”史研究概述

<正>伊犁事变即现在通常所说的"三区革命"中的伊犁革命之旧称,是中国新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当今诸多新疆问题源头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影响。多年来,学者和各界人士撰写出大量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和笔者的搜集能力,本文仅就国内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摘要概述。②一、早期重要的记述关于伊犁事变,最直接的记录自然是当时的档案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原始记录已散     

试论日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对事变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竭力阻挠南京政府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企图借此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广田内阁的倒台,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对华政策主导权。面对中国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军部对华推出了"和""战"两手政策。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对华频频展开"和平攻势",企图借此引诱中国全面倒向日本。由于林铣内阁对华新政策并未改变广田内阁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且因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不可逆转的抗日政策,军部对华"和"的一手以失败告终,日本对华政策也由此走上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

每当人们提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然想到“七·七”芦沟桥事变,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在目前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书籍或论著中,都把“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始。但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来分析,可以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而是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是其实现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太地区的关键性的一步。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向了向邻国扩张的道路,在明治政权确立之初的《五条誓文》中就有“大振皇国之基础”,“开拓万里波涛,布国成于四方”。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先占领台湾、朝鲜半岛,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再占领中国本部,进而称霸全世界。根据这一方针,1894年和1905年先后发动了甲午、日俄两次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日本侵占了台湾、澎湖,并把南满和东蒙从俄国人手     

“国难”之际的政治选择——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的讨论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议题。在关于"国难"问题的讨论中,《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分别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温和立场。前者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抵抗,以遏制侵略者之野心,挽救民族危亡;后者最初持保守态度,支持国民政府同日本暂时妥协,而当侵略扩大、危机加深之时,亦不得不转向主战立场。两份政论刊物的相关讨论,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和艰难选择。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1年日本在中国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抗战对象——日本所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以及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认定,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有力支持了苏军对德作战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驼峰线的开辟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进一步证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中国坚持抗战和远征军表现出的国际合作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五个重要国家之一,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恰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承认,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试论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六十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扭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局的关键。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除取决于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有力协助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态度亦不可忽视,兹述之。一、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关系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有无直接关系,是个历史之谜。史界有论者引用某些人的回忆云:“据说…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干天大的     

浅析抗战时期中共的干部教育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党对民族战争的领导,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重视干部教育,先后举办了许多干部训练班和学校,这对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的双重觉醒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国难当头,中间势力实现了民族、民主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对日经济绝交,主张抗日救亡,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红军长征与中国时局变化之关系

红军长征与中国时局变化之关系张振朝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随着九一八事变、热河事变、华北事变的接踵而至，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因此。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和解，始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正是在此背景下，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以万里长征...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北地区的移民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开始大量移民至华北地区,华北日本移民人数因而快速增长.在日本实施华北政策过程中,这些日本移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在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伴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而至,但同时又作为日本侵华的"先锋",为日本进一步对侵略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军费政策(1931—1945)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策划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就占领中国东北后的军费政策提出"本地筹措为主,日本政府适当补充"的主张。事变后,日本政府把在一般会计项目下支出的"满洲事件费"作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军费。伪满政府在保证伪军队军费开支的同时,还以"国防费分担金"的名义分担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军费开支,这就决定了在日本关东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军费政策的从属性和傀儡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费开支被纳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成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总体军费体系的组成部分。     

抗战第一枪刍议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此后,蚕食鲸,步步逼进。侵略者铁蹄所踏之地,同河喋血、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每一个有血性的爱国同胞,莫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响遍华夏大地。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黄显声率部打响了地方武装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盘山义勇军打响了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正面抗日战争的第一枪;长城抗战打响中国爱国军队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中吉星文团官兵打响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这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同。然而,在这种公认的"合力"中,却排斥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所起的作用。七十年过去了,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解决,却为研究者所忽视。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取蒋而代之",而是救蒋脱险。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如果上述陈说定谳不矫正,那便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史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逐渐改变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提倡起经世史学来。伴随着学术界主流学派学风的转变,中国史学再次奏响了高亢的经世之音,抗战史学由此而兴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家与全国各界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以身树史,以史抗战,肩负起了中国史家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史学界的风气进一步转变,经世致用之潮取代了“纯学术”研究之风,以史学抗战,为抗战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