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融资的制度构建初探

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供求的矛盾现实,通过检视<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农地使用权制度设置的限制,总结试点地区农地融资地方立法的实践,梳理与探讨农地融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即如何选择和规范农地融资运行的法律形式,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来实现农地融资关系中最核心的风险规避与多边利益维护的运行机制.     

国内农地融资模式比较及启示

农村土地是农村沉睡的金融资产,为释放农村土地的金融潜力,国内开展了农地融资的探索,出现了湄潭模式、天门模式、同心模式、成都模式等融资模式。本文对国内农地融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不同模式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发展农地金融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地金融视角下的农民融资困境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要求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城乡金融制度安排、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缺少担保品等因素导致了我国农民融资难的现实困境.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地金融的固有特点能有效耦合农民融资需求,发展农地金融是解决农民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基于成员权的农地产权改革路径

我国农地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所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个人的农地权利不仅包括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所享有的对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还包括基于成员权获得的参与农地分配、经营、管理、分享农地其他相关收益的权利。纵观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保障农民农地权益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偏向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思路,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延长农地承包期限,赋予农民永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和确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这对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无疑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尚显不足。     

控制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文章从控制权入手并结合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史,分析了国家控制方式与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表明,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控制权的行使代价极其巨大。农地制度创新应注意通过扩大参与来促成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良性互动,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权利,通过市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土地使用方式改革上尊重农民的自发选择。     

农民失地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由此衍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和诸多社会问题,这同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不完善密切相关.因此,改革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有效保护耕地资源,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探析

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是指在一些农地特别稀缺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国家允许的农地承包期限内农地流转实行永久性的股份化制度。其实质是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股份化、货币化,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分离,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实行农地流转"永股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我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及其创新发展

在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约束和城乡二元体制条件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制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国家农业政策和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刚性制约,农地使用权的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如何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激励农地使用权交易,实现产业与规模效益,保障国家和交易各方的利益,这是三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发展进程相适应,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健全农地产权制度、使用权交易模式和市场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初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地征用问题越来越突出,失地失业农民不断增多,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为切实解决土地征用造成的问题,当前应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产权关系,界定土地产权内容,建立科学的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简论农地发展权在我国的创设

农地发展权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土地的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当前,在我国的土地征用中,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权益被国家无偿占有。对农民集体的农地发展权的剥夺是对农民集体人权的践踏.近年来,学术界对防止耕地非农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研究,但国内对农地发展权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农地发展权的概念和内涵,特征及其在我国的定位,阐述了在我国创设农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我国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创新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纲领性文件。针对现有农地制度存在产权残缺、产权的模糊性和非排他性、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等问题,应创新农地制度的基本思路:形成农地产权结构合理,主体界定清楚,边界清晰,交易成本、监督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和社会稳定成本最低,农地配置效益最高的农地制度。通过农地产权多元化,使用权流动化、价值化、证券化,承包权物权化或财产化,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化来降低综合成本,提高制度绩效。     

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析

取消农业税步入后税费时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呈现新的变化态势。在农地流转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仍然纠结于政府干预强与弱、流转时期长与短、经营规模大与小和流转方式主动与被动的两难选择,致使农业发展始终难以走出低效困境。解决制约农地流转瓶颈,需要突破产权主体多重约束,确立农民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挣脱"长久不变"不确定性束缚,让农地"承包权"物权化落到实处;改变狭隘农业经营观,让农民合理选择适宜经营规模;纠正政府对流转管理的过度与不足行为,让政府宏观管好与市场微观放活有效结合。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四大问题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所有权不明晰、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土地收益权不完整、农民土地处分权不充分等问题。应从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民土地收益权、丰富农民土地处分权等方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地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创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认识不足、重经营权改革轻所有权改革、“一刀切”等误区。目前,我国各地在实践中推行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既有利又有弊。因此,结合本地实际,推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路径依赖”的有关思想,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选择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时,也应该了解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惯性与趋势,在总结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宜的农地制度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