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伦理的生态解读

翻译伦理大多建立在文学文本分析之上,主要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视角审视已有的翻译伦理,提出以生态视角重新奠基伦理理论,抨击狭隘译者中心主义,融合翻译伦理与自然生态,探讨生态视角的翻译伦理能否作为普适伦理的可能性,试图挖掘翻译伦理的生态意义.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翻译的对话伦理研究——以霍克斯译《红楼梦》为例

翻译的对话伦理是由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其第一本翻译研究著作《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Turn）中率先提出的,是在翻译身体学、翻译对话性和翻译修辞格的基础上进行伦理阐释。基于对话伦理的理论背景,结合翻译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探索对话伦理的内涵,对霍克斯译《红楼梦》中的言语表达、人际关系、品德智能、情感意志等寓意丰富的四字词语从三个层面,即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客体之间,进行了对话模式解读。     

以诚立译——论翻译的伦理学转向

语言的伦理性决定了翻译的伦理性.在翻译活动中,最先确定的并不是译什么与怎么译,而是译者与作者、读者等他者之间的以"诚"为基础的伦理关系."诚"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态度预设,也是确保翻译顺利完成的伦理基础.译者只有诚于译事才能解决好翻译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处理好与作者、读者、赞助人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汉诗英译的策略

在汉诗英译的过程当中,应该充分重视译者的主体性,而译者的主体性,通向译者的创造性。一旦抹杀了诗歌译者的创造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诗歌翻译本身。诗歌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诗语再生、再造的过程。散体译诗与诗体译诗以及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地并存于国内外翻译界。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对译者语言选择的影响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中的"忠实伦理"和"译者道德责任伦理"既相互牵制,又相互融合。二者直接介入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的语言选择,影响的结果分别表现为译本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和"叛逆"。随着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译者的翻译思维和翻译方法趋向多元化,译者行为与翻译伦理之间的摩擦和碰撞更为频繁激烈。鉴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译者在遵循传统的翻译伦理思想的同时,还应用当前社会主体认可的"价值观"来规范译者的行为,以顺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这是翻译活动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采取的文化生存战略。     

从目的论角度看诗型广告的翻译

Hans Vermeer认为翻译的"方法"应该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本文从Vermeer的目的论的角度对诗型广告翻译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从目的论角度来翻译诗型广告的原则和策略。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施蛰存的文学创作是从诗开始的,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从诗开始的。施蛰存的文学翻译主张兼收并蓄,但他更热衷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他所翻译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     

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以卞之琳为中心的研究

卞之琳认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在产生的过程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西方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在"格律体"、"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三种翻译方式中,卞之琳最为看重"格律体"。他提倡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写作和翻译实践中实行自己的理论。卞之琳对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经由他自己的写作和理论,促进了中国新诗在格律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卞之琳这一个案研究表明,尽管新诗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     

文学意象与意境的翻译审美转换

翻译的基础是意义的把握,但长期以来,人们在译论对意象与意境翻译的讨论中,对其意义生成过程的关注不够,因而对翻译审美转换难以作出较为深刻的理论描述。以罗伯特.勃朗宁的诗MeetingatNight为例,具体分析诗中意象、意境的审美意义的生成过程,结合试译探讨,以此为基础,总结了意象与意境在翻译审美转换中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简论创造社的诗歌翻译

对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诗歌展开讨论是译介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创造社创办的刊物为依托。以分析创造社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为切入点,从翻译数量和国别、诗歌形式、译诗的“普罗”文学色彩和译者队伍以及译诗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创造社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从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看诗歌翻译

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作《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堪称西方的“葬花词”。这首优雅感伤的民谣由于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颇受国人喜爱。但译诗之难,众所周知。细究吕志鲁先生的译诗,从具体而微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方法。忠实是诗歌翻译的根本原则,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忠实：形式上的因袭,意即无韵或押韵的长短句;二是内在的忠实：理解无误,用字准确,意境相同。在不可能绝对忠实的情况下,根据尽量近似的原则,以诗译诗不失为诗歌翻译的良方。     

翻译批评的实践伦理转向

翻译批评的合理化追求使翻译批评分别向语言学和文艺学寻求理论支持,从而导致实践批评和理论批评的分化.两种翻译批评的划分割裂了译事与译作间的内在联系,也割裂了译者的实践活动与其结果间的联系,从而使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立起来.然而,"真"与"善"可以在译者的身份及社会对其行为的规定性中获得统一,从而使实践批评和理论批评统一于伦理批评,并使翻译批评在社会伦理关系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诗性伦理”导论——儒家伦理的重建

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诗性伦理由“兴于诗,立于礼”构成,并分别以“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作为其规范性和时间性的维度。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纯诗”与“信、顺”——梁宗岱和梁实秋译《十四行诗》对比

拟通过介绍梁实秋的"信、顺"翻译观和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并通过对比两者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首中的翻译实践,介绍两种诗歌翻译的标准,并通过实践效果的对比展示这两种翻译思想各自的长处和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