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不作为问题及其法治对策

行政决策不作为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普遍存在,已给行政权的行使乃至行政法治带来了危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行政决策不作为及其治理问题。从法律制度上治理行政决策不作为,必须建立行政职权评估制度,包括对行政职权的设定和行使的评估等;建立行政决策倒查制度,即行政决策作出后,有关的上级机关、法治监督机关应当对其进行事后跟踪,在行政决策存在违法或者错误的情形下,应该倒查该决策的形成程序及作出主体;建立规制行政不作为的立体制度,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中的行政不作为都承担法律责任;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终身牵连制,让违法决策者在退职后还能承担违法决策的责任。     

论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观念、准则等从价值层面所作的话语解读和从践行方面所作的尺度选择.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使政府受宪法、法律的控制和约束,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使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关于完善当代中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思考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指特定的行政机关首长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时享有的最高决定权,并对该职权行使后果向代表机关负个人责任的行政领导制度.当代中国行政首长权力保障法律相对缺失,责任追究机制非制度化,首长负责制与执政党委员会制度存在一定冲突,与行政副职的责任也存在一定冲突.基于上述状况,应从党政职权的明晰化和法制化入手,尽快制定行政首长权责法,以及健全行政首长辅助机构并加以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涉及主体、客体、程序、救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立基于法学理论及有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法律规范和实践,可以从追责主体、追责权限、责任主体三个方面解读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从追责事由、责任形式、追责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其客体,从形式程序、归责原则、责罚原则三个角度阐释其程序,从申辩机制、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申诉机制三个方面论述其救济。通过这些论析,大致可以勾勒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机制的基本法治要素,解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     

行政证据证明责任研究

我国理论界对行政证据证明责任的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行政证据证明责任对行政程序本身以及行政诉讼中确定责任分担的重要性,使得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予以重视。行政法的特点决定了不同主体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证明责任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但行政相对人在某些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论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

行政系统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形式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相关的行政法文件也没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导致了行政法治中一系列弊害的产生。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澄清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确立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形式,能够使行政大系统由行政人格转化为法律人格;能够使行政过程由行政命令调整转化为法律调整;能够使行政责任由行政权确定转化为法律确定;能够使行政系统中的政治文化转化为法律文化。在我国建构上下级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以法律框定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平等关系;以法律赋予各行政机关严格的法律人格;以法律连结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指示与请示汇报行为;以法律确定上下级各自的职权域;以法律确认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双向约束机制。     

我国特别权力关系相关问题的探讨

基于行政权的优越性和行政管理效率的追求,德国早期创设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后引入许多国家。在我国的许多行政管理制度中也采用了这一理论的相关做法。而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各国追求的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产生了冲突,因此受其笼罩的相应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我国由于受现有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制约,这一改革将是一个从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到制定法律的逐步推进过程。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现实选择。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面临着诸多困境。为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需要健全行政决策法律体系、提高行政决策主体的法治意识、完善行政决策法治化的保障措施、强化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矿难谈政府信用建设问题

矿难的频发,直接造成的影响是政府公信力下降,产生信任危机,即政府信用问题。由于对国家法律的滥用、地方政府职权的滥用、政府官员职能的滥用,直接导致了矿难一次次发生。除此之外,政府信用程度的降低,给社会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建构政府信用有赖于政府自身强化道德信用观,进行法治行政,建立以法治行政为基础的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加快行政审批改革。     

论我国交通运输行政和法治完善的路径选择

文章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现行交通运输行政和法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为三个“不到位”：交通运输行政部门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仍不到位;交通运输行政职责分散,机构设置转变仍不到位;交通运输行政部门责任转变仍不到位。二是分析和论述了交通运输行政与法治的结合与互动,交待了其理论进路。三是阐述了我国交通行政体制改革和法治完善的具体路径,包括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和公众参与,等等。     

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

行政指导要避免合法化危机,必须加强法律控制,使之符合法治行政的原则。缺乏保障的行政法治,必然徒有虚名。行政法治的保障主要包括:首先在行政程序上采取措施,其次,对违法的行为给予制裁和判决赔偿损害。一行政指导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谋求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实施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但行政指导行为经常对行政相对方产生事实上的不利影响,如,对不服行政指导者,可拒绝给予优惠。实施行政指导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行政主体违法、侵权、渎职的行为,如;不…     

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辨析

行政机关依法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赔偿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三种。由于这三种责任皆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致,所以在我国有关的理论著述、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上述责任往往被相互混淆。为此,本文拟对其区别略加探讨。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行政立法高效机制研究——以政府运行类型为视角

我国政府大致经历了计划型、法治型、服务型的转变。在转型过程中,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愈见清晰。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如何继续秉持法治理念,并将其落到实处,是从立法开始就要探讨的问题。在当前倡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形势下,行政立法亟需一种高效的法治理念。构建职权划分清晰、立法技术完善、法律体系融贯等特点的立法运行机制,是体现高效法治型政府的关键因素。     

几种特殊类型的行政侵权责任探讨

行政侵权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职权或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行为违法 (包括部分不当 )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深入研究行政侵权责任对于推进行政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几类较为特殊的行政侵权责任 ,如抽象行政行为、共同执法行为、行政不作为、不当行政行为等的行政侵权责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行政职权的行政法解析与建构

本文针对行政职权理论认识上的模糊问题 ,按现代行政法治的理念 ,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 ,专题研讨了行政职权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分析了行政职权的主要配置方式 ,即行政职权的设定、授予、代行和协力 ,以及行政职权的法定界限即行政权限 ,还解析了有效行使行政职权的保障条件即行政优益权 ,最后解析了对行政职权行使者的义务性要求即行政职责 ,旨在从多方面对于行政公务人员正确认识和运用行政职权、严格依法行政有所助益。     

试论我国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应该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并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或只要行政被管理人受到损害就发生行政赔偿。各国法律都规定 ,行政机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本文拟根据我国《宪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及其他行政法律、法规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对我国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     

正义价值再思考

发生在南京公交车站的"彭宇案"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基于法律精神的推断和社会对崇高道德的渴求在彭宇案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引发了"法律真实"的认定过程中和"公平责任"的适用过程中法的正义价值的体现问题。根据法的正义价值理论,法治首先体现为形式正义,也首先尊重形式正义。在彭宇案中,法律真实是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许它不能和此案的客观真实相吻合,但却在这个案件中代表了法的正义价值。而公平责任实际上承担着本应由社会保障承担的职能,随着社会保障的发展,公平责任存在的必要性必将日趋减弱,公平责任所体现的秩序价值将由社会保障来实现,而牺牲的正义价值应得以重现。     

行政道歉的法律化及其路径

行政道教只在我国极少数行政行为侵权法律中出现.但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的行政道教却处于自发与非法律化的状态.行政道歉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彰显,是塑造行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行政道歉法律化有广泛的现实诉求和深刻的理论逻辑:在法律性、公共性与道德性之间寻找行政道歉法律化的限度;基于我国法制特点在立法体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探索行政道歉法律化的路径.建立全国层面的行政道教制度,必须将行政道歉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