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小析晚清中国与近代国际法

晚清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让中华民族几近崩溃。为解决民族危机 ,晚清国人千方百计试图与西方融合 ,而近代国际法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本文便是对晚清中国与近代国际法关系 ,及晚清国人对近代国际法所持态度作出的一番简要分析     

黎庶昌的文化观

<正> 黎庶昌(1837—1897年),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近代中国适逢异质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渗透之时,各阶层人士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不同,反应也有一定的差别。黎庶昌是晚清时期被清政府派出的五十多位出使大臣之一,我们从研究中发现,他的外交生涯对他的文化观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就一个外交官的文化观的变化略作分析。     

晚清驻德使节日记中反映的文化碰撞

晚清时期的外交官是中国第一批出使西方的官员,他们的儒家教育背景和对西方的有限知识使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具有局限性,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使节们在赞叹西方发达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同时,对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弊病提出质疑,涉及对环境的威胁、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机械文明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等,颇具前瞻性.本文通过对晚清驻德使节日记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在当时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中驻德使节的对外文化取向,并探讨晚清政府是否有具体的对外文化政策和有计划的文化作为.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蔡钧著《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及其内容评介

笔者在韩国发现的蔡钧著《出洋琐记》,是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早在19世纪末就被朝鲜国王收藏并成为了解欧美社会的参考资料。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晚清文学与语言变革运动的相似性及其互动

晚清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要求,都源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近代先驱在设计社会变革路径时,最初并没有把文学摆在重要位置。梁启超等人对文学看法的改变,与他们维新变法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变革问题上思路的调整有关。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人士在试图引入西方的科技文明与文化观念时,发现自己曾经得心应手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已经显得言不及意,新民、开发民智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语言的转换。晚清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在实践的层面上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学革命,极其看重白话的作用,把语言变革当成了重要突破口;而由于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近代的语言变革运动必须最终突破这一堡垒才能够言胜。     

近代中国人对中日国民性的比较

晚清赴日外交官、清末政治流亡者与近代留日学者,对中日民族性格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指出了中国保守而日本喜新、中国排外而日本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中国崇文而日本尚武、中国人不认真而日本人认真等特点,构成了近代中日比较的重要方面.     

传统魅影下的政治镜像: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议院书写

议院作为西方政体的一个直观的政治场域,不仅是晚清域外游者必去的场所,也是被反复形之于笔墨的政治符码。对于议院的描述、讨论,鉴于晚清游者的认知图式与固有立场,他们对议院的渴慕与接纳来自于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重申、对三代之治的回首,从而完成了新一轮的传统致敬;而从现实策略而言,议院作为近代西方诸国的立国之本、强盛之源,俨然成为晚清士人力图复兴王朝、修正皇权的救国大法,晚清游者对于议院及其背后民主制度的认知被精心编织于有关君权巩固、王朝复兴的国族叙事中,成为一个杂糅了现实政治诉求的想象体。     

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介绍到欧美、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的新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传为其后来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晚清使臣走马观花考

晚清派往西方国家及日本考察的官员及外交官走马观花似的见识了外国园艺。他们看到当时先进的温室设备,园艺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在国内难以见到甚至从未见到过的佳果、奇花、异卉,还见识了异域风格的园林艺术。     

晚清军事训练思想探析

晚清中国,战事接连不断,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加之西方军事文明冲击并融入中华传统军事文明,晚清军事家们在大量的战争实践与军队建设实践中,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军事训练的重要思想,并与军事训练实践活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使传统的军事训练走向了近代化。晚清军事训练思想对当时并对以后不同时期的不同军队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爱国主义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

<正> 晚清思想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的每一重要发展都与爱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一方面它几乎是晚清所有先进思想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始终是每一时期先进思想的核心成份。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出发,对晚清思想史作一粗略考察。一、爱国主义是晚清先进的思想家的出发点如果说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末,晚清鼓吹西学的先进思想家首先是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魏源是晚清第一位著书立说、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人。鸦片战争前,他虽主张经世致用,但并不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他十分悲愤,以为     

英国议会文书中的晚清中国烟民问题

晚清时期,英国政府通过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调查了解中国烟民的数量、鸦片对人的身心影响、烟民的生存状况等情况,并形成文字报告呈报国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等,是在华英国人调查中国烟民问题的原因。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本文旨在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以及晚清帝国的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些新的解释。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尽管经济史学界对清朝前期和中期与西欧诸社会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争议,但学界趋同于认为,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晚清帝国的经济却在内忧外患中衰落了。从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和阻碍市场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制度变迁、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和科技革命互动作用下完成的。相对而言,晚清帝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则是巨大人口压力下制度内卷,市场分工无力深化和扩展,科技发展缓慢,以及社会腐败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形似而神不似——公司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本文简要回顾了晚清时期中国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历程。一些资料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筹集资本,极大的促进西方近代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在引入中国后即被“扭曲”。在近代中国各种条件的“滋润”下,一些企业中贪污腐化严重,阻碍了对于清政府命运至关重要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因而,本文呼吁大力开展西方公司制度的中国“语境”研究。     

近代科学视野下的晚明气论自然观

晚明科学家以传统气论的气本、气化和气物感应三大观点来阐述宇宙万物的本原、发展和联系,促就了中国古代科技在晚明时期达到历史高峰.但晚明气论自然观由于自身植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以及固有的物质观和方法论缺陷,与西方近代科学所依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合辙,无法引导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转型和变革.     

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契合关系解析

面对晚清日趋衰微的时局,知识精英认为传统儒学已难以提供救世的良方.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主张用佛学救世,他们是近代佛学的倡导者,同时他们也是近代游侠思潮的鼓吹者.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救世献身精神、平等思想和独立意识三个方面.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交融与相互激荡,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