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     

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

唐代前期均田制的破坏有着各方面的因素,其中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认真研究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是了解唐代均田制变为庄园制,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关键所在。 唐初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存在 众所周知,均田制在北齐时就遭到很大的破坏,土地买卖的现象非常严重。隋文帝即位后,革除流弊,弥补缺漏,使均田制更加完善和进步,加上认真推广实施,使土地买卖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唐代均田制下土地买卖明显加剧,这从唐初均田令的规定中得到证明。《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624)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以所载百分之二十为世业田的比例计算,一个丁男占有二十亩世业田。当时,官吏的永业田比农民规定的数量为多。《通典》卷2《田制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其永业田,亲王百顷,     

《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

《天圣令》复原《唐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私田",关系到唐代是否存在土地私人所有的重要问题,更牵涉到"均田制"研究的诸多方面。何东、杨际平的相关文章,就是关于"私田"性质的再讨论。在辨析何氏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唐《田令》等相关史料,能够得出唐代存在土地私有权的结论。唐代没有土地私有权,或者把土地私有权拆分为体制内有、体制外没有等观点,皆不能成立。     

论隋代均田令的形成——隋代均田令研究之一

隋代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朝代,其经济富庶的原因主要是均田制的实行.然而,关于隋代均田令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许多同志沿续历史旧说,将隋代的田令与北齐的田令同等看待,认为隋代田令“皆遵北齐之制”,似乎二者之间毫无变化,只是照搬来沿用了一下而已,没有研究的必要.其实,这种传统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必要研究商讨.笔者就隋代均田令的形成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隋代田令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皆遵北齐之制”,不仅唐初的魏征等人坚持此论,就连杜佑、马端临也这样讲.这一观点的提出和长期流行,否定了隋代     

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

隋代均田令承上启下,在北朝隋唐时期均田制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极其简略,加之所载并非田令的原文,而是后世修撰者的概括和说明。《隋书·食货志》中属于均田令的内容仅二百余字,空缺遗漏非常严重。而且,对隋代的田令不分时期地总括在一起,内容穿插交织,条理前后不清,给今天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补遗和分期。一、隋代均田令补遗近年来,对隋代田令补遗已有多处,如关于丁男和妇女受田、老小受田、宽狭乡之分,翁俊雄先生补之;关于府兵受田、士兵身死子不退田、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取消妇人和奴婢受田,武建国先生补之。但尽管如此,隋代     

北魏均田令补遗

均田制自北魏太和九年至唐中叶,历时近三百年。在这近三百年中,均田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然而在具体内容上,则不断地因时势变迁而有所损益,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均田制的变化,不惟发生于嬗递相交的各朝代,而且还发生于各朝之内。北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都颁布均田令,又都不断地调整、补充和修订均田令。遗憾的是,各朝均田令修订的具体时间和内容,除唐代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外,其余各朝皆无比较明确而翔实的记载。这给我们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均田制的发展演变带来了很大的困     

唐代均田农户生计考察——基于制度运作实效的解读

通过对唐代均田制的考察发现,均田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效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均田农户实受土地只有40唐亩左右,尽管与实际耕种能力相适宜,但是由于承担的仍是100亩土地的赋役标准,造成农户负担异常沉重。传统社会无法提供均田制扎根生长的土壤,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和剥削本性决定了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这就很难把均田农户固化在土地上,所以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只是一个陷阱,得到的是双输的结局。     

论隋代均田令的改革及其原因与影响--隋代田令研究之二

隋朝建立后,在开皇时和大业初年对前代的田令进行了多次整顿改革,制定出适应新形势的土地制度。这些改革,使均田令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均田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颇值研究。改革内容隋代均田令改革的特点,主要是割除流弊,增置新制,使新令与社会环境发展相适应。而且内容新,变化大,范围广。保持经常性,发现问题就及时更正,除开皇初和大业初两次大规模改革外,其间小型的改革亦不断出现。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论唐宋僧道法之演变

<道僧格>的复原为我们揭开了唐代僧道法典的面纱,<天圣令>卷二十七<狱官令>不行之唐令第11条,又提供给我们了解宋代僧道法一个契机.通过对唐宋两代法律文献里的僧道法令条文的推论,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虽然宋代依然沿袭唐代的僧道法令,但途经后周制度的因革,较之唐代,刑罚更重,且更为缜密,僧道日益步入世俗社会生活,世俗法制的约束也不期而至,在宋律渐变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频繁颁布的僧道散敕诏令彰显着实效法之功用.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唐、日民户授田制度相异问题试释——均田制与班田制比较研究之一

日本“大化改新”后施行的班田制,多踵袭于唐朝的均田制,是众所周知的。中日学者过去对两国田制有诸多比较研究,成绩斐然。但是,唐日田制有同有异,究竟何者为主?相异之处是否根本性差异,原因何在?此类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似未完全解决.日本井上光贞等先生合著的疏释日本律令的巨著《律令》,曾对唐日田制的异同问     

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

敕修书籍是清王朝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古文渊鉴》、《钦定四书文》、《唐宋文醇》是三部敕修文章选本。本文研究了它们的编选情况,并论述了它们对于清代文风建设的意义。     

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辩析

<正> (一) 井田制和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大的田制;对世界历史说,也是两宗重要的历史范例。而井田制跟均田制又有所不同,前者基本上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自然衍变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井田崩溃以后、屯田和占田、课田这些人为的措施中,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又针对公元四、五世纪的现实情况,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套制度。它有力地说明着,统治阶级的人物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和调节,以使生产关系不至于严重地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的。在“均田”的调整或调节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不是"贵族"。中国古代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两个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汉至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唐律令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的现实。隋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等都充分证明在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制已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十分发达。这证明我国隋唐时期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佃农",也不是"部曲农奴",而是法律身份自由的"良人"。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率多削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持的所谓论据都是错误的。现在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岳麓秦简中有一组"县官田令"简,共21枚,经整理,可大致系联为六条令文,其中有四条比较完整。"县官田令"是第一次出现的秦令名,简文中出现的"县官田""田徒"和"田者"等语词也具有其特定含义,通过分析解读,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县官田令"并不是一般田作管理的秦令,而是专门针对县官田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法令条文,它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对比。     

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说起近代封建军阀割据及其反动统治的历史是民国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今天先从民国史谈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学术、教育界首先着重讲解、学习、论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十分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必要!世世代代都应学习我党党史和近现代革命史。我们没有把民国史或军阀史看得比党史和革命史更重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