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经济学视角分析现代西方官僚制改革理论

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得在工业时代条件下按传统行政学理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新行政学改革理论借鉴了经济学理论,针对官僚制弊端,西方行政学界提出了几种方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现代行政学改革理论有着几大趋势.     

经济学视域下的官僚制理论解析

从经济学的途径剖析官僚制可以进一步透视官僚组织的运行机理。官僚组织的创设、发展、控制、僵化、变革和消亡在经济学的视域下有着合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运行逻辑,官僚的动机、目标、行为、信息沟通也遵循着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经济理l生。官僚制研究的经济学途径启示了对官僚制的认识需进一步改进行为假设和注重激励机制。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实践研究

官僚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主体,在政体价值观上应服从宪政目标.但其曾在前期的专制背景下出现了宪政的缺位,价值的迷茫.雅典宪政试验的启迪,使资产阶级革命者取得了宪政革命的胜利,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行政实践中,这一体制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使其偏离了宪政并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困境;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困境中的官僚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使其走向生机的是充满宪政理念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它秉承传统的宪政理念,并对其有了新的诠释,给予行政实践新的行动启迪.     

电子政务对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其稳定、技术和效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我国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方面官僚制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不足;另一方面官僚制又表现出过剩。电子政务从多方面改革着传统的官僚制,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视野下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走向

当代西方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激化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争论,但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主题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政治理论家们在争论中不断调整其立场,从而构成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这种阶段性变迁,对西方政治学界转换理论视野、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从官僚制的角度思考

近年来,西方行政改革思潮对国内理论界影响颇大。本文通过对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三个层面的分析指出,西方行政改革中广泛存在的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言过其实,官僚制依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它历史原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在适宜的范围内,建构现代型的官僚制。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刚柔相济:理性官僚制与中华传统的互补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的刚性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因子具有互补性。一方面,理性官僚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表现为刚对柔的匡正,具体体现为法理权威对人格权威、契约责任对连带责任和专业技术化对模糊规定性的补充;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官僚制的补充表现为柔对刚的纠偏,具体体现为价值合理性对形式合理性、注重个性的理念对讲求同一的理念和实用理性对全能理性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