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从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多次发生了变化,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该体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在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的方法。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文章意在对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制度供给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文中首先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及不同制度变迁方式下的政府制度供给问题 ;其次结合实际分析了目前我国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之间的非均衡 ,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提出了建议。     

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分析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地方政府扮演了制度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角色,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贡献。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既是经济调控的主体,又是经济利益的主体,其双重角色的矛盾与困惑,引发了价值取向的迷乱和行为的失范。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地位,规范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必须转变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财政制度演变、政府策略行为与中国城市产业过快空心化——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的解释

针对中国产业结构"软化"过程中出现的产业资本"离本土化"和"离制造业化"等问题,本文提出产业要素误置说,用以解释中国城市产业过快空心化的原因。文章运用制度变迁和财政分权理论,探讨财政体制演变、政府土地出让策略性行为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府际关系的核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势必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而对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同产业的发展环境产生影响,最终改变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作为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的内生性结果,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通过积极拓展预算外财政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源,解决自身事权财权不对称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获取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借助对土地供给权的垄断,努力在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之间寻求平衡点,促成了近年来土地要素扭曲加重。土地要素扭曲主要通过拥挤效应、虹吸效应、循环因果效应三个渠道,作用于产业空心化。     

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之探讨

从分权有利于效率的增进、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中央与地方间分权的积极性,并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权应遵循的依据:经济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收人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职能。     

公共行政危机与政府制度变迁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危机 ,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构成了政府制度变迁的三个主要层面。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政府间竞争与制度变迁

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角度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过程。由于各级政府广泛存在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逐利性政府的形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府会获得新制度的“创新租金”和额外收益。因而,在最大化其自身收益的动机和政府竞争的压力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推动制度创新的偏好。事实上,政府为满足制度创新这一相同偏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这形成了不同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之间又存在着“先进的相对性”。通过产品市场的“传导”,相对先进的制度安排会取代落后的制度安排,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在教育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制度严重失衡。形成了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而政府作为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制度变迁的个体,要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取向应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政府、学校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运行和改革取向和兼顾整体、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股市制度变革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中国股市的制度改革是一个任重道远而又迫在眉睫的事情。其改革将向何处去？政府在股票制度改革历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在以后的股市制度改革中要不要作出改变？本文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认为政府在股市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阶段应发挥不同的作用，并提出我国股市制度变迁的方式应适时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论我国政府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交易行为有重要影响,当其与正式制度相容时,能有效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执行,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我国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面临大量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一致,但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达到制度相容,提高经济绩效。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论德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德国实行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通过税收体系的划分明确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的管辖权.专享税与共享税并存并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分税制以及横向、纵向相结合的财政平衡体系,使联邦政府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据有优势,同时保障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联邦政府财政计划委员会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机制兼顾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保证了各级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有效维护了相互依存的德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如今德国政府所进行的财政平衡体系改革,将推动其政府间财政关系朝着更加协调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现代财政制度——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财政作为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遵循划分事权、以支定收的思路,构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解释——以浙江模式为例

从“社会—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概念、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可形成一个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分析框架。文章认为,中心边缘处自由市民群体的形成,是浙江模式起源的成因;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以家为中心的血亲关系是强关系,家以外熟人社会圈中的义务—期望关系则是弱关系,人际关系的强与弱,在地方企业集群形成中,则逆转换为强集群和弱企业。     

政府偏好与制度起源:以1950年代后的收容遣送政策为例

尽管学术文献里没有给出政府偏好的恰当定义,但它的确是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运用制度学派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起源的历史作出政治学的解释,可以认为,巩固政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都对政府治理城市秩序的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0年代以后的收容遣送政策及其实践,为考察政府偏好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政府与市场:互动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基于浙江现象的个案分析

浙江区域市场体系发育、演进鲜明的内生性和自发性特征,决定了浙江现象对于反思和总结中国市场化进程,以及地方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80年代的"放任与扶持",到90年代的"引导与规范",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服务与提升",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同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根据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的内在需要不断进行"试错性"调整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较好地呈现出了"市场增进型"的"有效政府"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