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治理

明前期荒政中的报灾、勘灾、蠲免、发赈、安抚、仓储、水利等各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腐败问题,为此政府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使明代社会仍然能在“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的历史轨迹上进一步发展。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灾后恢复中赖以依靠的三种重要的资本,其作用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灾害中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17个村的问卷调查,比较了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在灾后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     

灾疫伦理视域中的气候伦理刍议

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灾疫失律,意味着灾疫问题因人类活动的干扰而日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内部风险。灾疫失律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因人力干扰而造成的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气候危机。不同路径的灾疫伦理研究,可能为气候危机的伦理学考量提供一定的思维契机。灾疫伦理学的生态理性思想,为气候伦理研究提供了一种生态整体视角;气候治理的目标指向,在于创建具有生境化特征的生态文明;气候治理的具体路径,在于践行一种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伦理思路。     

《星流发愿文》与归义军初期时势研究

敦煌文献P.2854《星流发愿文》为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写本,用于观测到"星流变异"天象后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时僧人祈愿宣诵。"星流变异"在中国传统星占中多预示凶兆,且在史籍中大都附会于国家政治军事时势。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受到来自唐王朝、周边吐蕃势力及西州回鹘等多方面的外部军事压力,张氏统治阶层内部也因权力斗争而暗流涌动。借助禳灾斋会这一形式,不仅可强化归义军辖下民众对张氏家族统治的认同感,亦可平抑政权内部斗争而潜藏的危机。     

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建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成为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内容包括清理积案重案、因灾赦免、因灾缓刑、停止词讼等等。因灾恤刑制度对清代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积极的意义,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土壤污染灾害的致灾性三论——以“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效为视角

土壤污染灾害的危害在于隐蔽性和滞后性、累积性和地域性、不可逆转性、难治理性、治理成本高和周期长,其酿灾潜势是非直观的.我国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和有机物的复合型污染,可划为微度、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等五级.土壤污染灾害存在着三方面:土壤污染的人为致灾性与个体致灾性,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土壤污染灾害公共政策致灾性,地方立法建立土壤污染灾害控制机制的不力性.人的治灾性是遏制土壤污染灾害的重要力量,土壤污染灾害的防控制度与机制创新,是立法者应有的立法良知之所在.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社会资本问题

本文基于川、陕、甘三省灾后贫困村的质性调查资料,揭示了以关系网络、互惠合作和政治信任为内容的社会资本在村庄灾后重建中的表现及问题.本文发现,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与功效在所有村庄均同时体现出增进与损害的双重特性--尽管在不同村庄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具有一定差异.总体而言,作为一种非正式支持,社会资本在形成互助网络、促进互惠行为、改善村庄社会治安、提高村庄整合度等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正面作用,是国家正式制度支持的有效补充;同时,社会资本产生的负面功效也展露明显,如排斥非群体成员合法的社会权利、损害村庄干群关系、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度,等等.本文最后阐述了社会资本之于贫困村灾后重建的意义,探讨了走出贫困村社会资本困境的途径.     

展开全民灾疫教育的伦理方向

在灾疫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今天,防治灾疫的根本之道,是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生互生的生境之道。展开全民灾疫教育,乃是人类生境重建的必由之路。展开全民灾疫教育,其首要任务是引导全民了解灾疫、认识灾疫,使人人具备灾疫防治、重建生境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其根本任务是对全民进行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怎样做人、如何待物的教育,引导人们重新向自然学习,学会与地球生命共在互存。基于此两个方面的考量,展开全民灾疫教育,需要全方位的伦理引导。     

唐代老人赋役问题探讨

唐代对老人及其侍养者有蠲免赋役的政策。一方面,唐代的确把这些政策付诸了实施,而且优免年龄有时甚至早于法定入老年龄。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执行又是不规范、不严格的。在某些情况下,老人被征发之事屡见不鲜。     

南朝江东地区的蠲免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灾害高发区,蠲免作为重要的荒政措施,在南朝前期对于江东地区的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后期,随着江东地区社会危机的显现,蠲免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不再囿于荒政,而是行之于流民,承担起了调节国家、地主与农民在财富分配与徭役承担等方面矛盾的责任,是统治者施惠于民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尝试.当然,由于缺乏量化减免标准和官吏实际执行的记载,其可操作性不容高估.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下）

面对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谋求根治之道,需要获得制度的激励与保障,因而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制度重建：一是创建达成共识的国际制度框架,包括全球化国际协同制度、国际间的全面扶持制度框架、地球环境生态指标制度和全球生态补偿制度框架;二是重建灾疫防治的国家制度,包括重建灾疫防治的国家基本法、生境政治制度、生境经济市场体系、生境资源制度、生境经济财税制度、生境分配制度、生境法律实施体系、生境主义公民责任制度和综合运用的环境公共政策工具。     

唐代以来河北境内水旱灾情考略

我国历史上,水旱灾给予经济发展的影响甚为严重。河北境内历代经济形势的盛衰变化,常常同当时的灾情消长有直接关系。因此,考察历史上河北境内水旱灾害的有关情况,就成了开展河北经济史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 河北作为政区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同时,从唐代以来的灾报制度、灾情记述也较以前完善、翔实。本文仅根据唐代以来正史中的灾情记述,就河北境内水旱灾情的趋势、影响和成因,作如下粗略的考察和分析。不当之处,希望有关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和实际工作者指正。     

清代福建风暴潮灾害与防治

因地理环境影响,清代的福建省尤其台湾岛是海洋风暴潮灾的多发区。面对频繁发生的海洋风暴潮灾,福建人民为抗击灾害而共同努力着:创办义仓,修筑长堤以备灾;地方官员在临灾抢救,在朝廷赋予自助支配官银赈灾的权力下迅速展赈济灾;由地方士绅耆老倡捐银粮以赈灾民等。通过对这些赈灾措施的考察,以希能为我们今天抗击风暴潮灾的社会应对提供借鉴和帮助。     

地震灾后重建与宅基地政策研究

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恢复重建阶段,农村居民住房重建工作成为灾后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宅基地为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现有的宅基地法律制度中,根据灾民意愿,在充分考虑到地震所导致的宅基地的毁损情况下,采取5种符合实际的重建措施,切实解决灾区农民的宅基地权问题,切实维护宅基地作为灾区农民"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活保障条件;吸引各种合法资金积极参与重建,联建房突破宅基地传统思维模式并与我国现行宅基地制度功能相一致.     

灾疫伦理学：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方法

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科学,以生态理性哲学为指导,拷问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之难的历史性生存之因,引导当代人类从伦理学角度入手检讨自我,重建生境,重续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亲缘性存在关系,恢复日常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性和生存的家园归宿感。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当代人类开创生态文明构架起一座全新的实践理性桥梁。这座桥梁即是负载灾疫伦理认知体系、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生态理性实践话语体系,它以＂灾疫伦理＂为基本范畴,以＂生境重建＂、＂生态利益＂、＂生态安全＂为核心概念,以灾疫防治宏观伦理方案设计和微观伦理方案实施为两维指向。     

岷江上游水电开发与四川灾后重建

四川灾后重建不能就工业论工业、就农业论农业,四川产业的发展与岷江水资源的保护息息相关。鉴于岷江上游水资源安全对成都平原的特殊意义,在灾后重建中,要把过去因习惯和利益的阻扰而难以推进的岷江上游水电建设调整、水资源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应采取源头控制,系统规划;适时调整水电开发思路;实行最低流量生态管制;统筹管理流域水资源;建立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等对策措施。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至少在53个年份中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为9.74%,光绪—宣统时期是疫灾多发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时节,有鼠疫、霍乱、天花、疫痢等病症,琼山、澄迈、儋州、临高等地是疫灾多发地区。琼州府北部地区发生疫灾的次数高于南部地区,西线地区高于东线地区,中部山区疫灾较少。医治、施药、避疫与建醮禳灾是救治疫灾的常用措施,该时期整个海南社会的疫灾救疗呈现出一种临事性救治的特征。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