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反户口调查风潮与政府合法性危机——以江苏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户口调查在各地引发了频繁的反抗风潮,江苏成为反户口调查事件发生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地区.政府执政能力欠缺、苛政积重难返、官绅行径丑劣、政府宣传不力、乡民防范心理过度等,是乡民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反户口调查风潮等各种民变彼此交织,打击了乡村官绅权威,延缓了地方自治进程.反户口调查风潮既是清政府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又导致了其合法性进一步式微.     

户口一元化改革:问题与对策——对四省市试点改革经验的调查

中国户籍制度由于二元户口划分和迁移限制而变成一种粘附性制度.目前,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分的户口一元化改革已在部分省市试点推行,但在试点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根据对四省市试点改革经验的调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实质上是法规条例滞后而进行随意改革的结果.因此,推进户口一元化改革,可考虑法律修订或户籍立法优先策略,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改二元户口为统一公民身份,从而改变户口的难迁移性,实现自由迁徙.     

人口流动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导致我国的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987年7月1日户口在外地(指人住本市、镇、县半年以上,户口登记在外市、镇、县)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2％,据此估计全国约有1500万人已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我国23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日均人口流动总量为1000万人,1986年上海达134万,1987年北京达115万、广州达100万、天津达86万、武汉达80万,一般占常住人口的1/5～1/4。因此研究我国的人口流动对处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与人口     

试论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

明王朝建立后,为控制人口、掌握土地、巩固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登籍工作,逐步建立起户籍和管理制度.具体做法主要有:开展户口调查、推行户帖制度、制定赋役黄册、划分黄册种类、建立里甲制度、发挥里甲作用等.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体现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内部发展变化的特征,同时这套管理制度又具有由严到宽、由紧到松的发展趋向.     

简牍文书中的汉唐户政管理制度

户口的清查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基础,户政制度因此成为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中极受重视的一项。简牍文书中记载有不少汉唐中央政府关于户口的清理、调查的原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可以了解汉唐户政制度的真实面貌。     

浅论“元始人口土地调查”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进行过一次接近全国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调查,并留下一大批数字,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土地调查,在世界史上也占有较高的地位.西汉没有单独的户口册,而是户口和土地在一起;调查时二者同时进行.其中有三个数字非常重要:各郡及封国内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已耕土地为8,270,536顷.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一直为后人所肯定.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省的户口捐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的地方伪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治安开支，一般采取征收摊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由于摊款存在诸多弊端，伪山西省公署先是出台规范摊款的政策，后又从1943年开始禁止各项摊款，改以户口捐的名目来征收。相比摊款，户口捐的制度设计更加规范与细致。然而，由于许多人并不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与收入，户口捐的征收并不顺利。为有利于户口捐的征收，户口捐从申报制转向承包制，让村来包办，以便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户口捐之难以落实，反映了日伪政权不得人心。     

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正>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

笔者在《隋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考实》(以下简称《考实》)一文中曾指出,史籍所称大业五年(609)“隋氏乏盛,极于此也”,是指隋代疆域之极盛,并非其户口之极盛;并论证了《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记载的各郡县数、户数为该郡初置时的数额。本文拟进一步考查隋代户口极盛时文帝末年的户口数量及其南北分布。     

论户籍制度的梯度化改革

一、户籍制度改革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近十几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有新的突破,如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２年先后增加了“允许农民落集镇自理口粮户口”、“允许各地对前来投资办厂、从事经营开发人员有条件地办一些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等新内容;１９９６年在新启用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薄上,异乎寻常地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户口类型;１９９７年７月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试点镇具备条件的农村人口有权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这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贵州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根据史载,贵州最早进行人口普查是在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户部颂行户帖统计全国户口,因当时贵州尚未平定,因此未进行统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贵州进行了不完全的人口普查,明王朝诏令贵州宣慰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不编造户口,但对播州（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通汉语的人口进行了编造。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司,相当于行省。自此,贵州和其它布政司一样编造户口。在明弘治和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正式向朝廷户部呈报户口黄册,据《明史·地理志》卷22记载,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贵州户数为43367户,258963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贵州户数为43405户,口数为297720口。贵州作为行省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间虽然在全国较晚。但是仍比欧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早一、二百年时间。     

连续性统计调查设计及其估计方法研究

社会经济研究需要及时获取研究总体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信息,连续性统计调查便是获取这类信息的基本方法.由现行的四种连续性调查设计及其估计方法,即重复样本调查、固定样本调查、轮换样本调查和分裂样本调查,解决了连续性调查样本如何抽取以及如何更加准确地估计的问题,且这四种调查方法的应用场合各不相同.这套连续性调查设计及其估计方法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连续性调查方法的优势,从而能够为我国统计调查制度与方法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论古代罗马侵权责任方式发展演变

在古代罗马法历史上,侵权责任方式先后经历了由早期习惯法中的刑罚制裁到《十二表法》定额罚金、《阿奎利亚法》的最高市价赔偿,最后到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估价损失赔偿的复杂历程.这一发展变化反映了罗马社会对侵权行为理性化的认识历程,同时为大陆法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奠定了基础.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本文引申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1978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我国户口迁移制度弊端与改革刍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户口迁移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具体表现为：制约了经济统筹协调发展;严重妨害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导致产生腐败;影响了社会公正等。当前,改革户口迁移的经济条件和政策条件已经具备,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新建、发展新城市群和小城镇,就地、就近转化农业人口为城市居民;采取经济、市场等多种有效措施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按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等。     

如何更改姓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八条和公安部三局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公民申请更改姓名按如下规定办理: (1)凡因户口登记部门工作失误造成公民姓名差错的,由造成差错的派出所出具证明,经现户口登记地派出所所长批准后,给予更正。     

我国户口制度的历史考察

本文对我国户口制度作了简要的历史考察后指出,我国古代司理户口的中央机构不但设置很早,而且历代逐步扩大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户口管理控制体系,这反映了国家对户口管理的日趋重视。户口制度的历史作用是:征兵的主要依据;维持治安,便于管理;国家赋税收入的依据。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有:乡土观念的产生;周期性流民问题;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社会文化的交流。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清初贵州人口考

清初贵州人口史无确实记载。据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梁方仲先生编纂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8“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各直省人丁数”所列:贵州人丁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3,839;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13,697;清雍正二年(1724年)为21,388(该资料引自《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1)。根据上述表列,在全国十八个行省中,除奉天(今辽宁省)因是满清王朝的定鼎发祥地,八旗人丁绝大部分从军出征跟随清世祖入关,其数较少外,贵州人丁数是最少的。以顺治十八年为例,贵州人丁数只是人丁数较多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