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体裁规范与美学追求

鲁迅无愧于"一具有彻底的反虚伪的精神,二具有透彻的文学家的眼光"的评价.本文主要通过对<呐喊>、<彷徨>、<野草>及鲁迅后期杂文的分析,表现出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散文诗及现代杂文等文学体裁方面的规范与创新,借此说明融汇其间的鲁迅的美学追求<呐喊>颜色法"域外文宗",更多激愤;<彷徨>汲取中国传统"画眼睛"的写法,更趋圆熟;<野草>最早借鉴了现代主义的手法,开一代先河;后期杂文则于无意中创造了"鲁迅体"的现代杂文.鲁迅在现代文学体裁的规范、创新、更迭之中,不断实现着他的美学追求,接近着他的社会理想.     

略论《红楼梦》的戏曲文化内涵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小说,勃兴于康乾时期的古典戏曲艺术是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代表的古典戏剧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楼梦>对戏剧活动的细致描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典戏曲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状况.     

古今之争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以弗·施勒格尔《论古希腊诗研究》为例

现代文学的地位与正当性在17世纪末法国古今之争中悬而未决。直到18世纪末弗·施勒格尔在前浪漫时期古典语文学著作《论古希腊诗研究》中,运用唯心哲学将文学的现代性概括为知性与自由,现代文学的正当性才得以确立。施勒格尔在回应古今之争这一重大思想史命题的同时,也为现代(浪漫)文学奠定了历史哲学框架,勾勒出浪漫文学观的轮廓。     

赞两吴女士的《歧路灯》研究——从我国大陆的《歧路灯》研究说起

最近10年有五种<歧路灯>研究著作问世,其中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和吴聪娣<〈歧路灯〉研究>,分别由台湾与新加坡的两位女学者完成并在海外出版,我国大陆读者颇不易得.前者以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分析的全面细致和有独到见解,也是其突出的特点.后者以小说证史,以史证小说,在确证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确证了小说的美学价值,是迄今为止专一从社会历史角度发现"<岐路灯>世界"的最重要著作.     

试析《女神》与《死水》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

产生于"五四"初期的<女神>和"五四"后期的<死水>同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着中国现代诗坛,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但考究其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却又迥然不同.两部作品在表现爱国主义思想内涵时,分别呈现出乐观、激进和现实、深沉两种不同的感情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并非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崇高地位.何况,两者之争仅在于定义上的差距,以此争论谁是第一,并无多大意义.     

裴铏的道教情怀与《传奇》的宣教倾向

晚唐作家裴铏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治小说史者所重视,因为它成了唐代小说的文体共名.其实,这部小说的作者裴铏是一个具有道教情怀的文人,而他所创作的小说集<传奇>,是一部顺应崇道潮流、宣传道教文化、神仙思想的作品.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

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不赞成梁启超的改良立宪模式,而要利用小说的社会作用建立一种"侠主义"."侠主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为设立一种无视当时政府的权力系统,第二层次是介绍外国的革命精神、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第三个层次是传统的"劫富济贫".1909年10月,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的<小说时报>创刊号的首篇是陈景韩的<催醒术>,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虽然有很大差距,但这篇小说表明了陈景韩的思想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狂人世家"是有一个发展谱系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陈景韩的作品可以为证.从<新新小说>到<小说时报>,陈景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血的意象的文体诠释

<麦田里的守望者>被称为当代美国文学的"现代经典",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更是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本文通过对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血的意象的文体特征及其象征意义的阐释,深入分析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这一美国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其叛逆、激进同时又软弱的性格特征.     

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兼论其融入文学史写作的现状与期待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学概念,台湾新文学有着深厚而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经过大陆学者近30年的学术研究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台湾新文学在＂融入＂大陆学者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上,还留给研究者更多的学术期待。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 ,论者早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对于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或者就乡土小说研究乡土小说 ,或者还缺乏文学史意识。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实现从现实性批评完全转化到历史性研究这样一个必须转化的过程。本论题讨论的要点是 :思考五四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与五四精神的相一致性 ,以便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乡土小说的一个必然规律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的分类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的存在形式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载体、文艺观念等不断扩展,不同时期选本的分类不尽相同。可以按照功能、载体、专题、文体、时间、民族、语言、地域,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分作八个类别。     

异文学推动下的传统汉语文学转型

传统汉语文学作为传统社会“化人”的手段 ,其文学性基本上是混沌的、无我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发生 ,是传统汉语文学受到异文学的努力推动的结果     

依附、交叉与并存——略谈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更、转型,使创造主体是文人、作家的华文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也同时决定了华文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依附关系;而众多现当代作家兼有的华文文学作家身份,又派生了两种文学之间的交叉关系。但华文文学在自身话语体系的构建中也日益显出独立的品格与价值,所以,前瞻未来,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应是并存关系。     

沙田学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香港沙田学者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卓著。他们以开阔融汇的中西学术视野为背景的细读方法，以严谨细致的史料考订和活泼清新的文风，自成一种学术流派。沙田学者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

从欧洲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看,他们更加注重凝聚着东方哲学和美学精髓、体现汉民族文化本真语言特性的作品,同时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关注其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以及东西方文学理论和现象的相互影响和差异。但是欧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系统的研究体系。欧洲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视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所启示。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多数学者认为可分为四段,即上古——先秦两汉(或以东汉为过渡时期而属下)、中古——魏晋南北南、近代——唐宋元明至清初、现代——清代中叶迄今。由于中古和近代是白话系统由萌芽而渐臻成熟的时期,所以近代汉语与中古汉语的关系尤其密切。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必须联系中古汉语,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我的文学观”--读王富仁及其《呓语集》

王富仁认为大学教师应该开“我的文学观”课，用于交流，而不用于确定无疑的文学原则。在目下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在人生储备、知识背景、研究方向与治学风格等多个方面都颇为肖似的，至少有这么两个人。这就是而今虽均已年界古稀却依然耳聪目明、精力旺盛且仍在殚思竭虑、勤奋笔耕的学者王富仁与钱理群。文章试通过对王富仁《呓语集》这一独特文本的解读来阐释其“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