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灾害高发区。社区是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基础。“5·12大地震”之后，由非政府组织在丽江拉市海和北川县的羌族社区开展的社区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能力。此外，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区多方面资源，将“社区灾害管理”进行本土化调试，纳入区域发展框架，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并与民族地区减灾文化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     

西部地区公众灾害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

公众的灾害意识影响着公众和政府防灾减灾的行为与决策。本文构建了灾害意识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依此对西部地区公众的灾害意识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西部地区公众的灾害意识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并不乐观;另外,灾害意识的4个具体维度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和居住地五个人类个性特征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加强灾害教育是提高公众灾害意识必然选择。     

云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及防灾减灾能力构建研究

气象灾害是云南地区农业主要自然灾害.影响云南农业的气象灾害种类繁多,以危害程度看主要是旱灾、洪涝、冷灾、风雹灾及其衍生灾害.气象灾害在云南发生频率高,且具有局部性、地域性、周期性、季节性、突发性和并发性的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云南农业受气象灾害侵袭的风险上升,必须加强生态屏障建设,以水资源为中心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建设.     

我国重大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其经济学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的灾害风险也越来越大,灾害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对重大灾害的经济学研究,既是当前减灾防灾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和发展当代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课题,因此具有现实和长远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防灾减灾中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的灾害特点 ,以及防灾减灾管理的现状 ,除尽快建设完善灾害监测预报体系外 ,还应 :1)在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同时 ,必须注重减灾 ;2 )重视城市灾害防御 ;3)要提高灾害应急能力 ;4 )加强防灾减灾立法工作 ,提高综合抗灾减灾能力 ;5 )加强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提高全民防灾减灾的能力。     

北京农村社区防灾减灾问题浅析

农村防灾减灾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都有特殊重要性。社区是开展危机预防和应对的最基层管理组织,农村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积极的意义。为构建系统的、可持续的防灾减灾体系,北京针对其自身的灾害风险类型及特点,在探析当前农村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不足的同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启示,提出应明确农村社区灾害风险,健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完善减灾基础设施,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减灾活动,提高社区综合防御灾害能力。     

浅析我国城市防灾公园绿地规划

城市灾害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而城市防灾公园绿地在避难疏散、防灾减灾、信息传递、医疗救护等方面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在城市防灾公园绿地规划中并没有引起重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今后应该结合防灾减灾从公园绿地设施、入口交通系统和植物配置三方面进行规划,以期为城市防灾减灾提供便利.     

减灾防灾、政府责任与制度优化

灾害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为人类减灾防灾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任何灾害都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做好减灾防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减灾防灾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制度效率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需要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我国的减灾防灾制度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为此我们应通过优化和创新减灾防灾的相关制度,来减轻灾害危害,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农业灾害及防灾减灾分析

本文在研究湖南农业灾害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灾害成因和危害,从科学进行防灾减灾组织调度、健全农业灾害应急机制、发展避灾农业和加强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湖南农业防灾减灾的对策。     

自然灾害视角下的西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探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区,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灾害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给国家经济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还带来大量人员伤亡。高效率的生态修复机制是当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建立与完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对我国防灾减灾事业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关注西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影响,谨防发生自然灾害时处于被动应付境地,提出建立和完善西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

灾害即便完全是自然灾害也会由于其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使其表象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自然也使得社会科学难以对其作出相应的概念界定。自然灾造害所成的物理条件及化学条件的改变,又会在其他时候引发另外的灾害,如火山与泥石流、地震与泥石流。这又使得灾害在双重属性之外,又拥有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重层结构。毫无疑问,灾害概念及表象因而更为复杂化。因此,首先需要对充满复杂性及多元性的灾难的表象进行重新梳理,寻找灾难民族志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方能完成灾难民族志的写作。     

灾难与历史研究

灾难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启示,既促使学者深入思考历史进程中"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又促使学者反思中国自古有之的鉴戒史现.从而寻求新的视角陈述和诠释灾难史.     

灾难时刻，文学人类学在场——评《灾难与人文关怀》

《灾难与人文关怀》一书以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为依托,展现了对汶川地震的人类学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在关于汶川地震的出版物中,具有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价值。     

论海洋灾害的适应：从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展开

海洋灾害的适应必需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统筹的法制规制与促进具体适应行动的展开,构成海洋灾害适应的完整路径。统筹的法制是适应的保障,承灾体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手段,将个体和群体的适应能力提升主导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关键。为此,应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统筹之中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合作模式整合基础上强化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     

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抗灾能力。面对无情的灾害,民间仍然盛行巫术救荒。探究其原因主要有: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     

苏轼与灾荒

苏轼重视兴修水利,上书朝廷,为灾民的利益呼吁奔走,采取切实措施救治灾民,又祈神禳除灾害.他还在诗文中真实生动地书写了灾荒,展示了灾荒图景,是灾荒文学史上的奇葩.     

元代申检体覆制度与减灾救灾

申检体覆制度是元朝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减灾救灾措施,依次按申灾、检踏、体覆、监察和纠察等四个程序执行,按收成受损分数减免税赋。由于这种制度带有很强的中央集权性,各级机构尤其是直接接触民生的机构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权力严重受限,补偿救济缺乏,救灾物资受交通条件掣肘,赈灾实效大打折扣。虽然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多有官民勾结贪污救济物资,救助不力亦使流民衍生、盗贼滋多,加之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仍是弊端重重。     

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

“灾害”作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社会与自然双重属性特质形塑了灾害多学科交叉研究现状。学界对灾害的定义和认知多从自然科学视角出发,而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灾害概念研究尚少。对灾害概念进行社会科学解读,可以将关于灾害概念的认识划分为“事件-功能主义导向”、“脆弱性导向”、“社会建构主义导向”、“不确定性导向”、“权利资源分配导向”,并以“危险源-关系链-结果”为逻辑架构结构化灾害概念,从而廓清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灾害概念认识与研究谱系,并揭示出灾害社会科学的整合研究发展趋势。     

基于受灾人员损失的应急资源网络多周期配置

基于大规模突发事件灾害链演化新情景,以及不同救援周期应急资源供给和需求在数量、种类与需求时间上的差异性,建立应急时间最短、受灾点人员损失最小和运输费用最小3个带主从关系的目标函数,并以应急资源供给和需求等为约束条件,构建多资源、多运输方式、多应急出救点——多受灾点的多周期复杂应急资源分配网络配置决策模型,并基于资源需求急迫度和应急限制期,设计多周期、多资源分类调度启发式算法对模型求解。以汶川地震为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灾害链情景下,受灾人员损失、应急限制期和资源需求急迫度,对多周期应急资源分配网络动态优化调配决策均具有影响作用。     

“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

灾害有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对灾害的反映有所不同。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灾害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过很大的影响,从我国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灾害遗留的痕迹。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