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特色的陆象山道德人格教育观

陆象山是南宋时著名教育家。他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教育思想体系,其道德人格教育观则是他教育思想体系中一大突出的内容和灿烂的闪光点。一、“学有本末”、辨志明心,旗帜鲜明地摆正“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关系。陆象山认为,教育应有本有末。所谓“本”,即尊德性、教为人;所谓“末”,即“道问学”,传知识。如何体现有本有末,陆象山认为应‘洗立乎其大者”,即建立大根本──—辨志、明心,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陆象山认为,“学者之志不可不辨”。做人首先要辨志明心,建立好大根本。只有认清人生目的,才能朝正确方向发…     

《孟子》历代研究考述

《孟子》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为“述仲尼之意”而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书保存孔门大义甚多,重民轻君、道性善、明仁义等皆赖其继承和发扬。清朝康熙皇帝有赞云:“哲人既萎,扬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重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高度概括、评价了其人其书。 《孟子》篇卷,各家著录不尽一致。《史记》称“七篇”(即《内篇》);《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包括《外书》四篇);《隋书·经籍志》有赵岐《注》十四卷(将七篇各分上下卷),另有郑玄、刘熙《注》各     

耶律楚材与孔门禅

“孔门禅”是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禅宗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耶律楚材是“孔门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和行为虽体现为出世和入世两端,但仍以佛学为指归。其“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禅法思想和阐扬行秀一系曾洞宗学说的禅诗集中体现了孔门禅的内涵。     

礼乐之伦理性与政治性

一艺术升华而为美,美主要表现于艺术。艺术略分两大类:空间艺术或静的艺术,这类艺术,西方名为“造型艺术”,即所谓“美术”;时间艺术或动的艺术,这类艺术,我们名为“吟志艺术”,即所谓“乐”。前者有建筑、雕刻和绘画,后者有诗歌、音乐和舞蹈。因为环境、历史和民族性的差异,西方一开始就着重“造型艺术”,如雕刻与建筑;中国一开始就着重“吟志艺术”,如音乐与诗歌。造型首在形式,所以主模仿;吟志首在意趣,所以主表现。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论宗教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的“志怪”、“变文”、“佛道曲辞”、“说经”、“说参请”、“道情”、“宝卷”.“善书”、“释道剧”等一类文化现象,其主流是用文学的样式敷演宗教的内容,属于“宗教文学”范畴。它们采用对人的心理渗透力最强的语言文字为工具和传播媒介,将宗教关于自然、社会、人的虚幻观念及其神祗、仪式、方法等具象化;采用化意为象的寄寓、象征手段,使宗教信仰和文学审美这两种本质上处于矛盾     

论孔子的文学观

“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孔子所说的文学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是一回事。历史上对孔子所说的文学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但都不得要领。笔者认为，孔子所说的文学指的是能用“异辞”来阐发孔子的思想，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政治宣传。不过，它的含义后来发生了演变，从宣传孔子思想变成宣传儒家典籍，最后变成宣传“道”，形成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宗教世俗化及其儒家特质

汉末以来“鬼道愈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辑录、编撰之风甚盛,加之宗教大行其道,二者之间往往相互交融。出于广泛流播的需要,宗教借助志怪小说这个通俗载体宣扬教义神理,并跟随世俗社会亦步亦趋,志怪小说也藉宗教故事而熠熠生辉。如道教之仙窟描写、济世救民、服食成仙,佛教之地狱轮回、因果报应、法力庇护等均在志怪小说中有不同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并未泯灭,甚至辉煌一时,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学士都未敢轻视,作为宗教对立面,入世儒家对宗教、志怪小说可谓影响颇深。儒家思想之“孝”“礼”“仁”等伦理道德观、信史传统等世俗思维向度及历史叙事体例与方法在众多志怪宗教故事中多有呈现,是为推进宗教世俗化的又一大动力,这一点不可忽视。     

“以意逆志”辨析

孟子提出“以意送志”的说访原则,后人对其理解不一。本文认为：“意”应理解为作品之意,与“文、辞、志”同列于作品本身系统之中,而对待“意”的完整确切的把握则是正确道得诗“志”的唯一管钥。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在文学阐释的任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断章取义”的说持方法进行的矫正。     

《文心雕龙》与《老子》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的古代文论巨著。据刘勰自己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心雕龙·序志》。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所谓“道”,就是规律。然而我国儒、道、佛三大派,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想规律和创作规律的理解都在歧异,因此,探讨《文心》的思想渊源和归属、便成为“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清刘勰美学思想的脉络,而且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积淀与超越——浅谈庄子审美心态之形成

至今仍闪耀着瑰丽光芒的《庄子》一书,以其自身的蕴藉奇伟给无数学子以人生的启迪和美的感发。《庄子》中,庄子对“心斋”,“坐忘”、“逍遥游”的向往与追求溢于言表。其汪洋恣肆、滔滔侃侃的哲理思辩,不仅孕含着庄子的审美倾向,也向人们揭示了庄子审美心态之形成。所谓“心斋”,《庄子·人间世》有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也者,心斋也。”即要人们排除耳目心意,从而培育,发现,铸造,实即积淀成一种与道同体的纯粹意识和知觉。所谓“坐忘”,《庄子…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浅谈元杂剧的“神”及其影响

我们这里所谓的“神”,并不是刘勰所谓的“神思”,也不是王士祯所谓的“神韵”,而是指元杂剧的精神思想。元杂剧按其创作的题材,可分作公案、侠盗、仙道、爱情、历史等类,但不论是那一类,都有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光辉的作品,对后代文学艺术,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些作品甚至影响到西欧的文学创作。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的时代,公案戏是在元蒙贵族统治之下,汉人,南人无辜受屈,衙门审判多无公道.逼打成招、公理全无,人权丝毫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论中国宗教文学的民族特征

“宗教文学”是一种用文学的样式敷演宗教的信仰观念、膜拜对象、行持实践和情感体验等内容的文化历史现象,它一方面是宗教借助文学力量扩大宣传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文学向宗教挑战的结果,其总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宗教和文学的各自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形式。我国历史上曾出现的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演佛说道、自神其教的“志怪”、“变文”、“佛曲”、“说经”、“说参请”、“道情”、“莲花落”、“抛颂”、“弹唱因缘”、“宝卷”、“善书”、“释道剧”、“应验杂记”等俗文化现象,其主流属于宗教文学范畴。这种通俗的宗教化的文学艺术活动     

王夫之的自然史观

十七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王夫之哲学,从总体上观其特点,可说是沿着“即物穷理”①、“以理御心”②、“入德以凝道”③、“要变以知常”④的认识途径,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⑤的辩证考察,形成所谓“极物理人事之变”⑥的辩证的自然史观和人类史观.同时,对这种辩证考察的认识运动本身,“事之来,心之     

论孔子的法律思想

本文就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德刑相辅、执法在人、宽猛相挤、先富后教、因革结合、使民无讼、刑罚适中、先教后诛、父子相隐等九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孔子的德、仁、礼等与法治的关系,富民思想在孔子法律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对“正名”含义的新解,对所谓“人治”的再认识,关于“父子相隐”与“大义灭亲”等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看法。还认为,孔子的法律思想是基于夏商周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最出色的治国之道和统治方法,占居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即其明证。     

历史活在当下——“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

“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做田野工作”可能是“历史的民族志”的三种实践形态。如何更好地融通“过去”与“现在”,并对“制作历史”进行知识论反思,是“历史的民族志”实践所面对的方法论基本问题。     

志圣求道与心理为二——王阳明哲学的问题意识探微

为了更好理解王阳明哲学,有必要还原其问题意识——“志圣求道”.“道”意味着宇宙、人生的终极,而“圣人”则是证悟此终极的人.王阳明在遍求博览之后选择了理学的“天理”为皈依.然而,王 阳明在格物穷理时面临着心理为二的困惑:所谓心理为二,代表理以一种现成存在者的姿态被给予人,这意味着理学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终极(“天理”)丧失了其超越性,而沦落为形下世界的现成法则,因此只能为芸芸万象之一象而不复为宇宙、人生之终极.事实上,这一困惑触碰到了理学之“天理”在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张力及困境.     

从“杀身成仁”说重探孔子“许人以仁”的智慧

《论语》“杀身成仁”说常被后世用来表明气节，然而在孔子那里，它还具有道德评价的逻辑，是推进理解孔子如何许人以仁的重要线索。“杀身成仁”说中的评价逻辑并非是无条件的杀身即可称仁，而是当君子终身推行礼义之道，且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能舍身守道，方可称仁。这是因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一项通过正己以正人的行动方式复兴周礼以博施济众的远大志向，故仁道至难，需“守死善道”“死而后已”。因此，能否博施济众（以事功或名声）、能否终身行道（乃至舍身守道），是孔子许仁的两条相对独立的依据。但两者的性质并非普适性法则，而是面向历史人物、门人弟子的富含深意的灵活解释。而说到底，许仁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