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中唐艳诗复兴

佛教尤其中土禅宗对中唐艳诗复兴具有推动作用.诗僧在即色悟空名义下的艳诗创作,作为中唐艳诗复兴的组成部分,通过其理论倡导和与世俗文人的交往,从佛教内部为艳诗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唐文人艳诗以禅喻情的特点,更体现了禅宗通脱不拘的形式及其时于诗人创作的浸润和影响,是唐代诗禅? 交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储光羲诗歌看盛唐田园诗之新变

在唐代众多田园诗人中,储光羲是一位地位颇为特殊的诗人。其特殊性表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储光羲关注度有极大的改变。唐代人常将之与王维并列,以"储王"相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光羲)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1]可见,在古人眼中储光羲的成就是不亚于王维的。但后世读者论及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时,却对储光羲基本持视而不见态度。这大概是因为储光羲才气并不大,诗歌总体艺术水平不高,并且世人多喜王、孟之类展现田园乐之诗,而不喜表现田园苦之诗,因此往往忽视了储光羲对田园诗的热爱及对田园诗创作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当王、孟在继陶渊明之后将田园诗歌展现"田园美"的艺术水平推到极致,而储光羲正为后世诗人开启了一条田园诗创作的新路。     

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

《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风尚探源

禅宗是一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流派,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形成,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联系有了进一步提高,禅宗也因"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而迅速兴盛"[1],但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接纳禅宗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佛教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通俗化倾向的推进

唐代的佛教利用通俗的艺术形式宣传教义,推动了变文的产生与发展,并影响到宋以后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影响到唐宋文人艺术创作的通俗化意识以及宋以后文艺美学家对通俗化美学趣味与审美意识的肯定。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世俗化与文学艺术的通俗化以及文人的审美意识是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互相促进的。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论湖湘佛教之特点与精神

湖湘佛教是中国佛教重要的组成部分,湖湘佛教在开创时期即十分富有创建性,敢于突破陈规,并且带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精神。湖湘佛教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开放融通的情怀等文化内涵,以及其开创式的理论思维方式对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历代湘籍以及来湘的高僧、居士、文人的佛学作品入手,探讨湖湘佛教之特点与精神,发掘湖湘佛教精神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明朝佛教发展概况（五）

“天都社即普门外护”——徽州文人官绅对佛教的支持 如果说。徽商们对黄山佛教的支持是在资金、土地、物质方面，那么，徽州文人官绅们的支持就在于精神鼓励、人力帮衬方面。     

习禅与修净——论袁宏道佛教情缘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明朝末年,佛教显现出复兴之势,其世俗化倾向愈益明显,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大为兴盛,当时众多文人士子皆为之倾迷不已。作为晚明文人居士的杰出代表,袁宏道对佛学十分热衷,总体来看,其佛教情缘经历了从习禅到修净的变化。前期主要受李贽“狂禅”思想的影响,个性张扬,随性而为,诗歌多取法自然,任情而发;后期修习净土,思想趋于“稳实”,随缘任运,诗风也变得平淡质实,意蕴深厚。     

储光羲事迹考略

<正> 储光羲是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天宝十三载(754年).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收其诗十二首,序中有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足见储氏当时诗名之盛.后世对他也颇多推崇.北宋苏辙称其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明胡应麟则云其诗"闲婉真至"."卓然名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云:"……"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维、盂浩然间,殆无愧色.《河岳英灵集》称其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非溢美也."     

“五四”现代文人近佛的多元向度

近代以降,中国佛教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五四"现代文人近佛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佛教自身不断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现代文人在情感心理、道德伦理、政治思想、人生哲学等方面存在一种潜在的宗教势能,即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中存在着多维的宗教向度。     

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

王审知治阁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椎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     

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

本文认为，齐梁文人的崇佛诗歌创作中的游写佛寺诗歌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客体之景之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使诗作别具情趣。并且，齐梁崇佛文人把对佛寺客体之景之物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结合于一体，使人们在对整体景物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佛教义理的陶冶。     

宋初晚唐体清寒苦吟诗风与佛家怀抱

宋初晚唐体诗人清寒苦吟诗风一为晚唐诗人的自然过渡,二为诗僧和仕途失意、生活寒苦文人的自然选择。其"清寒、苦吟"诗风源于晚唐诗人贾岛和姚合。晚唐体诗人与佛教的关系,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多有体现。究其原因,乃是佛教"人生皆苦海"的理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宋初晚唐体诗人在佛教中为自己"清寒"、"悲苦"的生活命运找到了终极关怀。     

南朝文人的忏悔心态与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悔过自新的人格修养非常重视。忏悔作为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和修行法门,对当时的南朝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概述南朝文人的忏悔活动以及他们所做的忏法、忏文,着重分析沈约、庾信等具有独特忏悔精神的文人,以此为视角来对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加以分析。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与中国的静观玄鉴理论

般若禅定说是佛教认识论的一部分.般若,是认识佛教真理的特殊智慧,以无知而无不知为特点;禅定.是佛教智慧的特殊修炼之法,以虚静专一为特征.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玄鉴论,管、荀的虚静论和<大学>的止定说存有相通之处.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传入中国后,又以其静以观动、虚以照有、思专志一丰富了中国文化的静观玄鉴理论,使其充满思辩活力.     

未曾遗忘的顿悟成佛论之先行者——试议竺道生与谢灵运的佛学思想交汇

顿悟成佛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佛教史上都以六祖慧能为其先觉,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以佛性论为依据最早提出顿悟成佛论的却是南北朝时期的高僧竺道生,其新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共鸣.同时期的著名文人居士谢灵运作为竺道生顿悟说的追随者和积极倡导者,对竺道生的新说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宣扬,并著<辨宗论>等文对顿悟成佛论所遭到的非议加以辩证和维护.     

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在南北朝几乎没有嗣响。到隋末唐初为王绩所接续后,初唐一百年之久的诗坛上,吟咏田园风光的篇章依然寥若晨星。直到盛唐出现了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一批名家之时,田园诗才蔚为大宗,并在艺术上取得了使后人难以为继的高度成就。那么,造成田园诗在短时期内迅速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认为,这与当时隐居之风的盛行有关。盛唐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为文人开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