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近代书院与中西文化交流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有功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school、college、institute、university、academy等文化教育机构都叫做“书院”,而走向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将他们所目见的近代学堂、图书馆、实验室,甚至科学博物馆、展览馆等都称作“书院”而介绍给国人(走向世界丛书本,王韬《漫游随录》、刘锡鸿《英轺私记》、《申报》830号等)。中西士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清代留学生郭栋臣与中西文化交流

在中国早期留学史上,清人郭栋臣是一个重要人物。郭栋臣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任教长达18年。他在意大利用汉语著书立说,在更深的程度上向欧洲人打开了中国之门,推动了欧洲人中国观的更新及欧洲汉学的进展。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

广州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清朝中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长达85年的岁月里,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放的人文意识和悠久的商贸传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与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了全面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受方

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总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根据对对方影响的大小,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区分授受双方的。这样...     

新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点与对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激荡,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成为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     

中西文化交流与现代汉语体系的形成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些词语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促进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同时,西方语言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异常艰难与痛苦的历程,其艰难性的症结在于它本不是其历史自然进程的一部分,而是其历史自然进程的阻断与改变,现代化的这一受动性历史背景突出地体现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面临的难题。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首先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的,随之涌入的西方文明使我们民族沉醉于泱泱大国的几千年来奉为神明的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失落了。这无疑酿成了我们民族心灵上的巨大痛苦,而血腥与残     

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文学审美范围的扩大

<正> 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审美范围的扩大,是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下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近代文学新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导致中国近代文学在题材、人物形象和思想意蕴上一系列的变化.中西文化交流给近代文学增添了新内容、新思想和新意境,它使近代文学在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审美对象的层面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古代文学相比,呈现了崭新的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小说的新变

<正>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文学的输入,中国近代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如叙事模式的变化、长篇章回体的突破、新型短篇小说的出现,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进展。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近代小说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理清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小说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小说,作为一种最具社会性和大众化特色的文字形式,长期未被纳入文学的正宗。其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确认与抬升,初始于近代文学,隆盛于现代文学,丰赡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构筑者中,无一不是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正是从这种碰撞中迸出的火花,从这种交流中所形成的结晶。当然,无论承传传统文化,抑或汲取西方文化,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变革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蔚为辉煌,其因盖在于此。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距今55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从甘肃中南部向西南挺进至四川西北部,再深入影响西藏东南而形成卡若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卡若文化或类似文化穿越山口而至喜马拉雅山南缘,然后沿着山麓西进,终至克什米尔地区而形成布尔扎霍姆(Burzahom)文化,这样就构成一条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这个通道不可能像汉代前后所谓"丝绸之路南道"那样,短期内主要通过偏南平原城市间链接完成贸易,而主要是通过文化上环环相扣的影响渐次形成,但总体上也当是人群西移过程的反映。反过来,西北地区最早出现的绵羊、小麦等也不排除是由此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从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一条陆路通道。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发挥着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