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引进外资政策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在文革期间,新中国引进外资工作陷于停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出于经济、地缘等因素的考虑。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经济利益的历史性交汇。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中国引进外资政策的成功,也是中日经济互利共赢的结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对推动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市场的稳定以及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私商发展的主要因素.边区政府在税收、信贷方面给私营商户以一定照顾,增强了私商经营的信心和能力;市场的整顿、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政府鼓励、帮助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也间接地为私营商业准备了基本且必需的物质条件。     

对如何更好地在西藏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经济政策的几点建议

在中央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西藏存在地方政府的“缺位”和“越位”问题以及城乡差距持续扩大问题。只有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援助措施,以及将中央财政补贴重点投向农牧区、农牧民,投资农牧区基础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西藏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矢诚维大局——民初黄兴心态一说

评价民初黄兴的思想与实践,众说纷纭。或说:黄“日见右倾”、向袁世凯“妥协”;或曰:说黄妥协退让是“冤枉”、妥协值得“研究和商榷”——“不放弃原则的、从政治现实出发的妥协,并非不革命,而且有时是必要的。”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把黄兴搁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因而无法对黄兴矢诚维护民初政局、携手与袁世凯协作的主动动机和表现作出完满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对黄兴的潜意识层作由内向外的逆向考察,分析他主动、摅诚与袁世凯携手协作的心理归因,揭示支配其协作行为的稳定与复杂的思想动机,以阐明黄兴民初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脉络及其对中国民主革命建设所作的贡献。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方针政策,寻求一个“稳”字 所谓“稳”,就是要相对稳定一系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稳定广大个体私营业主的思想情绪,稳定、持续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据一项问卷调查,目前一些个体大户和私营业主心态的最大特点,还是一个“怕”字。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不会变,但相当一部分个体私营业主仍然心存疑虑,认识模糊,怕政策变。于是有的赚了一定数量的钱后就转存起来,或者用于消费,不愿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甚至有的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们有这么多的顾虑,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左”的那一套 使其心有余悸 另一方面 当人们把注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刚性反应的原因分析及对策选择

建国以来 ,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几次主动较大规模的调整 ,但是调整的成效是有限的。总体上说 ,我国的产业结构对于主动的调整呈现“调”而不“动”的刚性反应状态。其原因包括理论上的滞后、体制上的缺陷、经济上的高成本、政策上的援助不足和社会上的失业安置等各个方面。在对这些原因进行逐一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给出了一些对策选择。     

国外利率冲击与宏观政策的组合应对

通过构建包含多元宏观政策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初步探讨了国外利率冲击下的最优宏观政策规则及多元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相关结果显示：（1）当国外利率上升时,通过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波动和贷款收缩趋势均减小,从而对总产出形成支撑;（2）较之传统的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财政整顿”视角下的债务规则显著降低政府支出和债务比率的波动,但也造成了财政政策“扩张不足”,而在债务规则之上增强政府支出调控力度的政策安排则可以兼顾财政稳定性和财政有效扩张的目标;（3）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础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组合调控”的形式出现（如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政策和准备金政策）,这有助于同时稳定资产价格、企业杠杆、政府债务、银行杠杆等多个金融变量。     

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战略动因与实施路径

冷战刚结束,美国抓住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时机,运用政策工具试图加强与蒙古国的双边关系、有效介入蒙古国意识形态的重塑、拓展本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民主援助”便是其中的重要工具,美国以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国家机构建设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为主要实施路径,以项目支持、人员和技术培训、公民教育等形式提供西方民主经验和模式。“民主援助”加快了蒙古国转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步伐,支持其在大国间实施“软平衡战略”,为美蒙“第三邻国”关系的确立构筑了“价值基础”,拓展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价值观联盟”,但同时对该区域内安全和合作增添了复杂性和风险点。     

通货紧缩下的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

近几年 ,我国一直没有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采取的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 ,配合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 ,在稳定经济、安定社会、促进增长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针对当前的形势 ,我们还应作出一些相应的政策调整。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三机制研究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和替代产业扶持三个机制,以供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对资源开采、初加工以及配套产业具体实施援助。各种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是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核心内容,扶持非资源型的替代产业发展、彻底摆脱对耗竭性资源的依赖,是替代产业扶持机制的本质所在。三个机制的建立及其协同运转需要财税、金融、环境等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与保护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是其核心症结。本文从法学视角对政府在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与保护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政府角色定位的实现。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系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由此看出，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的密切关系，即官僚资本已凭借各种超经济特权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税收负担水平标志着政府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功能的强弱 ,是政府制定各项具体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国税收负担的特殊性在于其财政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和税制设计的严重滞后 ,因此 ,确立新时期的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构建新时期公共财政框架是一项不可分割的、艰巨而又长期的系统工程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型政府管理体制。人民主权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法治理论、为人民服务理论分别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政治学、行政学、行政法学理论依据以及最根本的理论落脚点。WTO规则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支撑、政府再造运动的展开以及我国存在的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则是促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五种力量,即推力、动力、托力、拉力、压力,此并存的五种力量即构成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政府权威与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权威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生存需求的多样化,都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对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的政府权威形成挑战。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强化政府权威,需要完善制度法规,限定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强社会凝聚力。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改革政府: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无论是与历史相比,还是与国际比较,都处于过高的状态,以至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此,必须推进政府改革。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初始规模;建立规范、有序的政府运行机制,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少和消除政府中的隐性成本;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增强预算对政府运行成本的约束力。真正做到从制度上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运行的效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