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馆沿革考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修史机构发展的鼎盛阶段.三百年间出现的修史机构种类繁多,呈现出十分繁杂的景象,构成了我国宋代文化的一大特色.宋代史馆在诸多修史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前后几度兴衰,制度多变,非深入研究者难以探明其变化之轨迹,故涉及到宋代史馆的文章多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试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组

档案是修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利用档案修史,是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2003年启动的清史纂修工程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故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伊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就把档案整理、利用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于2003年4月成立了档案组。档案组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全国清代档案的调查,组织全国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清代档案的申报立项,指导立项单位清代档案的整理、著录、编目、数字化加工,指导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翻译及专题档案的选材、编辑、出版,提供清史纂修专家可以在清史网站查阅和利用的档案。到目前为止,档案组共组织了1…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北宋编修院初探

北宋编修院是封建皇权为进一步控制修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隶属于门下省,其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日历,也兼有奉诏审阅和校正其他书籍、检索故事、为政府提供行政咨询的职能.编修院的设立时间应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编修院作为独立于史馆之外的修史机构,其所属官员挂史馆职衔,其主要职责也仅是纂修日历.而国史、实录和会要等书修纂,皆为临时命官置局,史毕即散.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从天津长芦育婴堂的变迁看慈善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清代成立的天津长芦育婴堂是清代到民国年间非常著名的慈善机构，在1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改制的阶段，从它发展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强弱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的词气论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清初为古典词气论的凸显期;二、清代中期为古典词气论的相对回落期;三、晚清为古典词气论的兴盛与深化期。上述三个阶段,标示出词气论发展到清代,其论说在曲折行进中呈现出不断承传、拓展、兴盛与深化的特征。     

晚清海军机构的筹设及其近代转型

晚清海军机构的近代化演进历经了在总理衙门下辖海防股、建立海军衙门以及成立海军部等阶段,清代海军机构始正式与国际惯例接轨.晚清海军机构的近代化历程与清末变局息息相关,议设过程充满了争议和曲折,是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缩影.通过对海军管理机构变迁的历史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晚清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轨迹.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

康熙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在语境上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这句话也往往成为研究者高度赞扬清廷对蒙古怀柔政策的佐证,认为"以蒙古为长城"是18世纪清政府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事实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康乾时期清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且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

自秦汉以至清代，我国每石皮粮（如南方的稻谷，北方的粟谷、高粱）的价格为：汉代３０—１３０钱；魏晋南北朝２５０—５００文；初唐至盛唐５０—２００文，唐后期２００—４００文；北宋２００—７００文，南宋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文；明初２５０—３００文，明中后期４００文。清代顺康之际３００—８００文，康乾时期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文，嘉道至清末２０００文以上。总体而言，各个朝代的前期尤其是初唐、盛唐和明代，经济繁荣，政治鼎盛，此时的粮价格外低廉平稳，人们多有谷贱伤农之叹。汉初每石皮粮三四十钱，明清初期均为３００文上下。由于明清的斗桶比汉代的大四倍，因此，经历近二千年，粮价实际变化不大。此外，粮食地区差价很大，大城市与小城镇相差悬殊。     

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

王阳明心学在清初遭到程朱学者的猛烈批评,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康熙早期史馆总裁徐元文兄弟提出设立《理(道)学传》的倡议,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可归纳为道学当去、总归儒林,道学乃道家之学,《道学传》惟《宋史》宜有之等。《明史》最终未立《理学传》,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被列入大传,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     

清初广西盐业制度考察

康熙初年始,广西逐渐采取按额销引,推行户口食盐等制度,改变了明代以来“官无考成,民无额数”的食盐销售状况,建立起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运销制度。而在其运转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便,在官、商、民的利益冲突下,王朝政府不得不适时采取灵活的措施来应对,以加强对盐课的征收及地方社会的控制。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也没有揭示出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是如何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