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及其局限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针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给历史编纂带来的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我们理应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批判。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现代西方哲学与美学“语言学转向”述评

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从逻辑实证主义、现代分析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一直通向后现代主义.认清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两大流派中的"语言学转向"轨迹,对于认识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多元化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各派思潮有进一步的了解.以语言为基点,彻底颠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语言学转向"的重心所在.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科学的出现,引发了对后现代科学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值得关注。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理论渊源是认识论中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后现代科学哲学具有反对同一性、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认真理的存在;摒弃形而上学的特点。     

论当代哲学的视界融通及其后现代转向

哲学无论从外部就其存在状态和研究路向抑或从内部就其本质和功能来看 ,都普遍地存在着多元互动与会通的现象。从本质上看 ,这种现象既是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生存机理 ,也是它自我开拓、自我生成的根本路径 ;历史地看 ,这种现象为一切哲学形态所共有而非个别哲学形态所专有 ,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通例或常则。当代哲学正是凭借其内在的多元互动与会通而开辟自我生成之域的 ,这既确保了它在当代的合法性地位 ,又自觉吻合了它的后现代取向。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中国高等英文教育“言说”的反思——以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为视角

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让人们从哲学层面思考语言问题。语言是教育存在的根本形式,交往又是其中高等英文教育的基础,而作为师生双方交往的方式之一的"言说",其内涵和教育价值是丰富而又深厚的。高等英文教育的"言说"应实现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心灵的沟通,应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加强教师的思考,因此,师生间的言说主体、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内容。     

语言学的哲学境界

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后现代解读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发生在后现代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下，因此其思维方式、问题旨趣、理论建构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向与特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自觉地把握这些趋向与特征，有利于整体上推进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     

危机及其出路－－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认为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其深层的根源———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非同寻常 ,因为它意味着西方哲学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困境 ,同时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寻求出路 ,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语言”这根救命草 ,使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本文认为 ,“语言学转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西方哲学的危机得到了缓解。“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日益汇流     

哲学·语言学·语言哲学

本文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研究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语言学的独立及其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哲学的语言研究,哲学的语言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是哲学、语言掌、语言哲学研究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回应挑战 启迪深思——《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读后

最近，笔者拜读了韩震教授与董治河博士合着的《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一书，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一部前沿之作，是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郑重而系统回应的有分量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全书具有内容充实、线索清晰、引述宏富和表达明畅等特点，并从多方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神话思维与转向“经验”的历史哲学

当代历史哲学正在经历着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历史固然是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性质的文本,但文本之下埋藏的是其经验根基.而神话思维所依托的,正是基于经验的感知逻辑.经验转向化解了"真实性"与"话语"之争,使得历史不仅在"史实"和"表述"的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神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论语言哲学的现代意义

“语言学的转向”构成了当代的哲学总特征,语言哲学的兴起具有多方面原因,并经历了还原论、治疗论和终结论三阶段,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及视角或范型转换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其唯科学主义倾向也产生了单向度的弊端,直接产生了当前的种种危机.批判性地对待语言哲学是时代的要求.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

采用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分析了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所经历的三次转向,即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后现代的转向,从而具体揭示了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指出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转向表明,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传统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     

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转向”有其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经历传统和现代的发展,形成了英美语言哲学,以德、法、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英美、欧洲大陆、中国语言哲学的融合,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语形、语义和语用在动态的、语境化的、理性的、美学多维视野下的融合,系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代哲学与语用学的建构带来新的思想与发展平台,更为处理当前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流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