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形象解读

享有"世界之眼"美誉的《时代》周刊封面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名人要事为主,密切关注政坛动向和中美关系变化,通过直接描述或问题影射来突显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差异,并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报道,辅以价值观传播。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差异性,促使《时代》周刊在择取中国信息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偏向性,造成读者片面地掌握中国各方面信息,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歪曲。中国应主动出击,加强对外传播力度,增强国家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构建良好国家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知中国。     

刊物封面报道的新闻视角差异——《中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时代》关于中国“冰灾”封面报道的比较

以中美两国的新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的封面报道为研究对象,着重对《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关于中国"冰灾"报道进行全面分析,从多个角度归·纳两份刊物的报道特点。以期从差异中找到差距,提出建议和意见,为中国主流新闻周刊提供建议和参考。     

《时代》周刊封面中国人物的图像隐喻与政治修辞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日渐广泛,中美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也影响着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政治修辞的风格特征。《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作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形式,对于中国形象的图像隐喻与政治修辞的手法尤其高明。本文从表情、服饰以及环境等方面分析《时代》封面人物隐喻表意机制的生成规律与政治修辞特征,并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     

西方新闻周刊镜像下的中国形象——基于1949-2013年德国《明镜》周刊封面的中国符号分析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国家形象不仅是传播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的结果。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促进国家间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将德国《明镜》周刊封面上的中国符号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该刊自1949年至2013年共50幅涉及中国符号的封面图片,通过对《明镜》周刊封面上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符号的研究,勾勒出《明镜》周刊镜像下的中国形象。     

《时代》周刊涉华报道的翻译策略

以《时代》周刊（2011-2012）全部涉华报道为语料，分析其翻译中国特色词汇采用的各种策略，通过定量分析证明其翻译策略有明显的异化倾向。从意识形态、新闻写作和《时代》周刊的语言风格等视角探讨影响其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     

邓小平为何上了《时代》封面

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该年度首期的封面(见图)上。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 1985年度的遴选于11月间就开始了。最先被提出来的人物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这些人物都没有得到高级编辑们的普遍支持。这时,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时代》周刊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于是请他发表意见。邓肯谈了四个方面的看法,大力举荐邓     

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

《明镜》周刊是对德国公众舆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的对象为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间发行的全部《明镜》期刊中重点报道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内容上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八个方面。其中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主导地位,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三:德国的国家利益面临挑战,德国人的文化自信面临危机及"跨文化沉默的螺旋"现象。     

《永生》周刊考略

在遭受外侮日深、国家民族有存亡绝续之忧的历史关头,《永生》周刊高扬抗日救亡的旗帜,宣传民族解放的主张。就其精神气质和出版风格而言,它是《生活》周刊的"姊妹刊"之一。周刊紧扣时代主题,倾听群众呼声,注重与读者的交流互动,继承了近代以来我国新闻界和新闻业者身系家国天下的优良传统和可贵品质。通过梳理《永生》周刊的基本内容,可以勾勒出这个杂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轮廓。由此也启示我们,只有铭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艰苦岁月,才能有利于更好地前进。     

何孟雄与《工人周刊》

何孟雄是《工人周刊》的第二任主编,他以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工人周刊》呈现出新特点,为我党报刊业的发展树立了新风.同时,何孟雄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他以《工人周刊》为阵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对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群众》周刊“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研究

《群众》周刊“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的刊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关。该特辑界定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概念,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厘定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表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探讨了如何使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些争鸣中清楚地呈现了民族化的创造性、主体性、实践性、具体性及与现代化和国际化一体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上具有特定的理论意义。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中法滇越铁路运输交涉论略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滇越铁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运输线。按照战前中法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国有权借道滇越铁路转送物资。然而,在日本法西斯的淫威面前,法国为其在远东利益考量,漠视中国借道滇越铁路运输,中国政府为此与法方展开一番艰苦交涉。     

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社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进程,包括中国科学社在内的诸科学团体、学术机构被迫向大后方迁移,倍尝颠簸劳顿之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社社员们因陋就简,继续开展工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此战争的考验,广大社员的觉悟得以提高,社团自身也由书生意气的“学院式”路线,完成了向现实性路线的转变。     

论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祸患,而且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发动全省人民积极进行赈灾救灾,重建故土家园,采取了急赈、蠲缓、平粜、工赈、放贷、防疫、募捐及难民救济等赈灾措施.这一时期的赈灾,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政策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客观上安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抗战事业的发展.     

论抗战时期国内大学教育的发展与演变

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局不稳的抗战背景下,国内大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逐渐偏重于实用科学的专才教育。这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短期功利化的教育却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纯粹的大学教育百年树人的传统精神的弘扬和战后国家重建所需的人才资源的储备。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和方法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点、新方法,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军队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要大力加强党的抗战政策和策略的宣传教育;要加强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教育;要在全党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放在军队,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另外还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

1940年至1941年,国统区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对军民生活和抗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粮食统制,加强战时粮食管理,实行以田赋征实、征借、征购为核心的统购政策,实行军粮、公粮统一供应的统供政策,实行粮食平价公卖、调剂有无的统销政策,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于缓解当时的粮食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匪化”宣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扑朔迷离、面貌模糊。西方世界关于中共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认为中共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匪和流寇并无区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启发,开始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宣传举措,积极突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撕掉污名化的“土匪”标签,向西方世界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形象,成功实现了形象修复和再造,并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党在这一时期国际形象建设,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