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

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与松江名士的交谊考证甚为详备,但也有待发之覆:陈子龙、宋徵舆、李待问等名士是否曾同在柳如是处宴乐?李雯之《与卧子书》究竟作于何年?《柳如之轶事》所载杨宋爱情之内容是否属实?柳如是与宋辕文是否同庚?这四个问题表面上各自独立,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均是考订陈子龙与宋徵舆何时定交;厘清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才能较全面地重现柳如是与宋徵舆的情路历程;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均源自对《质直谈耳》所载故事之真实性的怀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能对《柳如是别传》有所补充和修正的。     

仪征胥浦汉墓竹简《先令券书》未释县名辨析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竹简《先令券书》1号简中的■字，以往释作“亥”“定”“仄”“昃”“今”“乞”诸字，皆未安。从字形、文例、文意来看，该字应释作“與”，读作“舆”，意指舆县。《先令券书》首句释文应改作“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與（舆）高都里朱夌，庐居新安里”。101号墓所在之地为汉代舆县都乡高都里，舆县城址当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与朝鲜李敬舆次韵诗的比较为中心

《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算不上杜诗中的杰作,但是通过比较朝鲜人李敬舆模仿此诗而作的次韵诗,仍然可从中清晰地看到杜诗的与众不同.首先,杜甫在诗歌中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去述说史实,并将各个事件紧密衔接,所以读他的诗,头脑里总能浮现出一幕幕画卷.其次,杜甫对感情的抒发,不是火山式的喷发,而是曲折婉转般的回旋,所以读他的诗,总让人感到情意深沉且回味绵长.再次,杜甫爱用典且善用典,他不仅通过改用与反用古人故事的方法来活用典故,还将典故与句子完美契合,做到用典而不留痕迹,所以读他的诗,总能兴趣盎然而不被字词所绊.朝鲜人李敬舆虽也极力模仿《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由于仅仅停留在样式布局的表层上,没能领悟杜诗之精髓,故其模仿的结果是形似而神异.     

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处理察其对湖广地区地图绘制的影响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我国首次采用西方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实测后绘制的有地理坐标的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其数学要素和地理要素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对该图湖广地区进行分层数字化,可形成以该图完成年代为时间界面的、覆盖目前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和地名数据库,为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应用提供基础;可以考察清代一系列地图地理要素的流传过程,进而分析湖广地区的国家管控过程和地域发展历程,可望破解以往一些历史政区研究的学术难题。自清代中后期,湖广地区总图和湖北湖南省图基本都渊源于《皇舆全览图》,光绪年间湖北湖南两省新一轮地图测绘与舆图绘制也继承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技术及绘图方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吸收《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长处、参照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基础上绘制的湖北本省舆图。《皇舆全览图》对湖广地区方志地图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进测绘技术的运用基本上到清朝后期才体现到方志地图上。     

日藏《全芳备祖》刻本时代考

日藏《全芳备祖》是宋刻还是元刻,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本字体、版式与南宋建本《方舆胜览》、《事类备要》等基本一致,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是宋本无疑。避讳不严,多有简体、俗体字等现象,也见于同时《事类备要》等南宋建本,不能作为否定《全芳备祖》为宋本的依据。元大德二年(1298),方回已记及《全芳备祖》坊本。保守地说,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的四十年间,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之所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综合文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租总数的作用。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我国形象化历史地图诸问题索隐

形象化历史地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创制和使用的地图。地图的形象化,既反映了我国早期地图的原始性,又反映了先民认识地理和描绘地理的客观性。形象化历史地图的最主要特征即是在地图图面上描绘有地图所涉地域的山脉、川泽、林木、村落、道路等地理实体和野兽等的立体图象,形象化历史地图,在我国历史上绘制和运用时间长达5000年左右,其间虽然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基本绘制方法的运用则久盛不衰。     

张穆的学术准备及思想走向——兼论清朝西北舆地学

清道咸以来学术变“新”,经世致用的思想抬头,表现为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山西平定籍学者张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者,著有《蒙古游牧记》等书。张穆及其参与的“西北舆地学”派的活动当属近代中国社会“睁眼看世界”的早期活动之一。     

地图上的爱国者与强国梦——论孙中山的地图情结

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图传入中国后,曾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引起了孙中山强烈的兴趣。地图在激发孙中山世界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想象的同时,也催生了他的爱国情与强国梦,迫使其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下积极寻找和建构中国人的中国观与世界观,并以一种开放进取的态度,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融合的浪潮中,重绘中国人的世界地图。     

《管子》中的《兵法》《幼官》等篇关系考

《管子》中的《兵法》通篇谈军事问题,《幼官》《七法》《参患》《制分》《地图》《九变》等皆涉及军事问题,而文字上和《兵法》互有关联或雷同之处。笔者认为《幼官》(后半部分)等六篇,可能是《兵法》篇的错简窜入他篇,或错简之后误加篇名所致。先有《兵法》然后才有据《兵法》等篇摘抄而成的《王兵》篇。     

九曲黄河方寸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南黄河堤工图》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绘者和绘制年代的彩绘本黄河图长卷,因其主要描绘江南境内黄河的堤防情形,应当命名为《江南黄河堤工图》.经考证此图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十五年间所绘.《江南黄河堤工图》反映了乾隆朝十二至十五年间周学健、高斌等两任河臣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治理徐州至海口段江南黄河的史实,描绘了乾隆前期江南黄河尤其是清口和尾间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是了解乾隆朝前期江南黄河河道变迁、堤防工程、治河方略与河政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该图也是现在所知唯一一幅采用方格坐标网绘制的清代前中期黄河图,表现了乾隆朝黄河图类型和绘制技法的多样性,在清代地图史和黄河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见解独到 视角新颖——读《明代士林心史》

近年来对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突破 ,那就是由传统的线性价值认定转向关注作家和文化人的复杂情感世界 ,向心灵的深度开掘 ,因而 ,文学研究与文化探索呈现出千姿百态立体多元的可喜局面。最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夏咸淳所撰写的《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便是这种对传统突破的佳作。笔者先睹为快 ,颇受书中的新颖视角所吸引 ,更为独到的见解所悦服。笔者认为 ,此书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 ,从崭新的视角着笔的《明代心灵史》并非作者标新立异的心血来潮 ,更非作者凿空之论 ,无复依傍。恰恰相反 ,…     

《三十三勇士》与《江格尔》之比较研究

文章将卡尔梅克历史传说《三十三勇士》的结构、情节、勇士的名称和数目以及某些特殊的母题等与《江格尔》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认为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以像卡尔梅克《三十三勇士》等历史传说为基础、产生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中。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儒林外史》与典籍文化

《儒林外史》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封建文人,其中典籍文化方面的内容较为丰富。纸质书写载体有:斗方、扇面和手卷。图书流通环节涉及印刷、销售、赠送、收藏。古书作伪主要体现在剽窃他人之书以为己书。《儒林外史》对明清典籍文化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唐小说《许生》中四相考辨—与李剑国先生商榷

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中认为唐小说《许生》四鬼中言语瞻视疾速者、少年神貌扬扬者、长大少髭髯者分别为王涯、舒元舆、李训。笔者对其论据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新的观点：言语瞻视疾速者、短小器宇落落者、少年神貌扬扬者分别为舒元舆、王涯、贾铼。     

《旅心》、《红纱灯》与日本文化

《旅心》和《红纱灯》是穆木天和冯乃超旅日生涯的结晶,不仅情感特征更多地带上了日本＂物哀＂色彩,而且在朦胧幽玄的情调,对自然界声色的高度敏感,对音乐美的探索以及其象征主义中包孕浓厚的唯美色彩等等方面,都表现出对于日本文化的广泛吸收与交融。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