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的困惑与确认——波普历史非决定论评析

卡尔·波普不仅是当代声名显赫的科学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自狄尔泰、李凯尔特、克罗齐、斯宾格勒以来否定历史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二书中批判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并暗示人们:承认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决定论者“贫困”的根源,摆脱这个“贫困”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历史非决定论取代历史决定论。     

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探析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必然的、有规律可循的,还是主观的、偶然的、无规律可循的?凡是主张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就属于历史决定论;反之,则属于历史非决定论或反历史决定论。唯物史观是主张历史决定论的。困难不在于它与历史非决定论的区分,而在于它与形形     

哲学决定论的历史形态

<正> 决定论是承认一切事物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在哲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唯物论,即是历史决定论。资产阶级思想家以“非决定论”来否认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人以“非决定论”和“选择论”来攻击决定论。有人以决定论的近代形态即机械唯物主义形态,来界定决定论的性质与特征,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东西。同其他哲学范畴和思想观点一样,决定论随着人类科学与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为了说明决定论的本义及其正确性,对于决定论同非决定论之争作出恰当评价,有必要研究决定论的历史形态。     

对《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的质疑

《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以下简称《形式》,作者李明华)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该文依据其自身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现代科学成果,对历史决定论作了新的诠释,认为历史决定论在当代具有三种形式: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笔者认为,《形式》对于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矛盾。由于这些漏洞和矛盾比较普遍并且带有根本性质,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总的论点本身究竟能否成立,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对《形式》提出质疑。     

超越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两极对立——社会历史过程主体性的再探讨

我在《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哲学研究》1988年第10期)一文中对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性做了初步的探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历史观根本观念变换的重大问题,在一篇短文中是很难谈清楚的。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上文所未能论及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对历史唯物论同决定论、非决定论的关系谈一谈我的观点。     

评波普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波普针对历史观领域存在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完全否定了社会规律的存在和预测社会历史的可能性，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超越了机械决定论和非历史决定论，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决定论，即规律决定论和选择决定论。     

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深入开拓和创新——读《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在“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中 ,我读了李明华博士所著的《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6月出版 ,以下简称《诠释》)。这本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所遇到的挑战 ,作了深入阐释和发挥 ,是近年来少见的马克思历史理论新作。1 把对历史非决定论的批判 ,转变为对马克思理论的深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 ,是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核心思想。这个理论在其发展途程中经常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当代也不例外。但近年来从深度上研究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专著不多 ,针对非难马克思的挑战而加以科学回答的专著更为…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孰是孰非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在逻辑起点、处理对象、科学背景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但它们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它们的结合与互补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出自然界的规律性。与之相联系 ,非因果联系与因果联系一样都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方式 ,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样也都体现自然界的本质属性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抉择论

一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用历史决定论来界说历史唯物论。诚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决定论而不是非决定论,它“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列宁语)。然而,“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即承认人的意志和行为都要受必然性制约,这还只是属于对人类活动的客观性、受动性的认识,而并非对人类活动的主观性、能动性的阐发,并非对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而要达到对世界合乎规律合乎目的的改造,哲学就不能停留于人类活动的客观制约性上,而必须“现实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发展“人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否则,它就不能担当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改造世界的指南     

拓展社会历史的思维空间——评《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

进入 90年代 ,国内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决定论的文章和专著。其中 ,李明华的《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6年 6月版 )较为集中、系统地考察、论述了有关历史决定论的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创见 ,对历史决定论作出了现代意义的诠释。作者拓展社会历史的思维空间的工作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现代科学成果的吸收改造 ,二是辩证法的运用 ,两者的交融会通集中于社会历史具有本体论性质的问题——历史决定论。本世纪以来对历史决定论的误解、反对或抛弃 ,直接原因是过去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形态严格决定论不能回…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