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张謇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及对辛亥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

张謇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的领袖。武昌起义后约一个月,其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坚持立宪到转向共和。张謇的这一转变,并非政治投机,而是由其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识时务顺应潮流,新生的政权维护资本家利益,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等因素促成。张謇转向共和后,在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反正,辛E亥革命很快获胜。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试述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及其特点——以清末为时限

袁世凯是清末一个新军将领,他的军事思想颇为丰富.学习西方,变革军制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培养各种新式军事人才,以适应编练新军的需要,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重视军纪建设、关怀士兵和对士兵人格的尊重,在袁世凯军事思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重视武器装备,是袁世凯军队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的军事思想还有着务实性和片面性的特点,即重技艺而轻战略,重训练而轻理论,重陆军而轻海军.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对清末陆军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拥袁到弃袁——民初黄远生思想之变迁

黄远生以独到的目光,敏锐的洞察力,尖利的笔锋揭示了民国初年社会政治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其对袁世凯的思想认识前后不同,前一阶段拥袁,其主要通过书写各种政论文章对袁世凯进行善意的规劝.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破坏法制的活动的日益加剧,最后甚至走上了帝制复辟的道路,远生由此对袁世凯彻底失望,出走美国.终其一生,远生只不过是在努力规劝袁世凯,并未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之统治,也非袁党中人.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袁世凯简论--兼评刘忆江《袁世凯评传》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开创的北洋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以刘忆江《袁世凯评传》为例,兼及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简述袁世凯一生成败得失,为袁世凯研究做一小结,更好的认识处于晚清民初政治漩涡中的袁世凯。     

试论周学熙与袁世凯之关系

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周学熙积极倡导实业救国,在教育、实业、财政方面均有建树,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他的发展是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大力扶持的结果。文章试图通过对清末民初周学熙创办教育、实业和执掌财政过程中与袁世凯交往的考察,分析周学熙多次被袁世凯重用的原因,旨在探析两人之间的关系。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辛亥革命前后赵秉钧“助袁”活动考论

赵秉钧作为袁世凯的肱骨助手,辛亥前三年,在天津为袁世凯探听清廷动态,自辛亥起,往彰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助袁出山,沟通南北,逼退清帝,代表袁世凯坐镇北方,作用极为关键。辛亥时期赵秉钧的作为,主观上来讲固然为了北洋私利,然而在客观效果上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赵秉钧因宋案而被定格为反面代表,这严重地束缚了学术界对其在其他时段的研究。     

回归与奉献──兼论俄狄浦斯王的心理受挫与渴望

因犯了杀父娶母大罪而被迫弄瞎双眼流放而死以解除百姓于灾难之中的俄狄浦斯王，一直作为一个罪人而承受了因果报应式惩罚。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应用，人们才有可能从他受挫的心理出发去研究这一情节的必然性，并因此而对他的人品重新作出评价。在他的三次冒险中，始终贯穿着他强烈追求母爱的潜意识渴望，贯穿着他对人民的兴旺与幸福的无私奉献。因此，他暂时脱离母爱而流放致死只不过是一个楔子──把剧情推向高潮以更加充分地歌颂他的光辉和伟大。     

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本文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十个月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所思所想,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从刘备在白帝城的十项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思索战败原因,主动承担战败责任;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了蜀、吴交战状态;思念妻室,眷恋子女;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以保住基业。本文还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     

严复著作中的人文思想

严复在其众多的著作与译著中,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不可否认其著作中同样也渗透着强烈的人文意识,不管是其思想形成的前期还是思想趋于"保守"的后期,其人文意识都没有削弱。就严复的个人经历、著作中人文思想的表现以及人文意识存在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     

李梦阳晚年心态管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其人才雄负气，傲睨一世。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自是到自知，由任才力到信天命，在霸气犹存的同时，表现出对生命本真的复归。梦阳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际密切相关。梦阳盛年即遭遇放逐且一往不复，至于终老林下，构成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壤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及于梦阳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     

欧阳修词与政治心态的内在转向

欧阳修《采桑子》词十三首为描摹风物之名篇,考其与《玉楼春》、《夜行船》等歌词以及诗文创作的内在关联,词人的政治心态自洛阳而夷陵而颍州的内在转向之历程可获掘发;由此历史心理切入考证《朝中措》送刘敞词,个人豪兴发舒之外,更与友朋之间唱和诗有婉转勾连的关系;进而考察欧阳修参与的《明妃曲》唱和活动,则心态内转又与当日士大夫政治分野密切相关。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时代的文学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李商隐诗歌中的伤逝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文名早就,诗人也渴望以己之才兴家展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终于“贤士失志”,志业一一终成画饼。加之早年家境影响下最初忧生意识的积淀,使得李商隐少年自许的骄傲逐渐退居一旁,生命意识开始潜滋暗长。间或从幽隐的心之角落,伸出敏感的手指,敲响了伤逝忧生的悲哀钟声。     

论哈代抒情诗中悲观主义的双重性

19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英国农村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给哈代的诗歌带来悲伤忧郁色彩。然而,在悲观的表面,他的内心及一些诗作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哈代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哈代的悲观主义具有双重性：哈代悲观主义的实质是其现实主义风格的再现;忠于现实,反应社会;从他的诗歌中可以体验到一种强烈而厚重的历史感。     

尤袤文集编刻流传考

尤袤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文章在当时也很有影响。但其诗文在其身后却散佚太多,以致声名日小,甚至于渐难以匹配"四大诗人"之盛名。其文集流传情况直接关乎他的声名、影响及文学史地位,考察尤袤文集各时期的刻本、抄本和排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对其诗文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