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哲学意义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研究尤为薄弱。一说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往往就直接判定其为具有明显神学目的性的宗教论,而忽视甚或歪曲了这一理论思想中比较重要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实际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代表了两汉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和思维水平,它不仅有神学目的性的宗教维度,还有人文性的伦理维度、系统整体性的宇宙结构维度和生成性的宇宙发生维度,它并非神学宗教论,而是产生于西汉具体社会形势下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哲学理论。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

董仲舒建构了一套以天论为实证基础,以人论为中间环节,以王道论为价值指向,以天人感应论作保障的一套法哲学体系。他的天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描绘;他的人论就是对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民众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要求;他的王道论实际上就是他所向往的封建国家的理想状态;他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些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神(天)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熔铸成为具有强大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并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这个政治哲学,主要着眼于统治手法、历史演变和社会秩序的探究。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一、德主刑辅的王道政治论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     

王充的天论与人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和论述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天人感应论。王充是反对天人感应论的。在《论衡》中,他以天道自然论为武器,对天人感应论以及这一理论下滋生的种种迷信大加批判,斥之为虚妄不实。王充的批判对于天人感应论的没落和富于批判精神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是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新探--以"天人论"与"谴告论"为中心

本文针对董子天人论与谴告论的解读歧见展开深度阐释。董学之天分裂说不尽符合其思想本义,道德之天与神灵之天的相互为用和统一。在董学体系中,“天”不仅被定位为伦理的监督和保证者,也充当着伦理之源的角色;虽然董子融天道、伦理于一体,但并未达到将伦理充分本体化的水平。揭示汉儒灾异论的政治心境,在学术史上由来已久。该说要害是设定天对君主弊政的各种谴责性反应与暗示,而建构感应模式并引申出天意的诠释主体,则是代天立言的儒者,由此获得了对君主政治展开伦理批评和制衡的话语凭借。     

略论王弼的天人新义

魏晋的玄学取代两汉的经学,不仅在于它以理性思辨的哲学范畴体系取代了“由辞以通道”的古经训解,也不仅因为它以究本及末的本体论取代了“天地含气”的生化论,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魏晋名士以“天人之际”的崭新义理更替了汉儒博士“天人感应”的陈旧学说。生活于汉末魏初的少年哲学天才王弼,正是道出天人新义的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论董仲舒天人合-思想的三个层面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第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第三是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一尊和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完成了天人合一由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转变。     

从儒家天人合一角度析儒家政治与生态伦理关系

儒家天人论,把天人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天兼具"自然天"和"主宰天"两重意义,并且这种自然天是人文化的自然之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化的自然之天是宇宙万物的总法则,说到底是血缘宗法家庭的伦理秩序的衍化。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天,天道)往往不是出于对自然知识的纯追求,而是出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求,出于论证人间秩序合理性的需要,天道观依附于政治伦理学说,成了政治伦理的手段。     

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

现在不少人认为,董仲舒作为封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享有与孔子、朱熹并列的盛誉,是影响中国政治历史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只不过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已。本文提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是否有悖于常识?是否论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判断?下面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认识,推动董仲舒思想的研究。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论董仲舒的政治神学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 ,如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灾异论、政治论等等 ,并指出董仲舒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关于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学界通常认为是新儒学。本文从政治神学的角度透视董氏学说 ,认为董氏学说具有政治神学特征 ,即政治学与神学相辅相成。没有政治学 ,其神学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没有神学 ,其政治学就失去了理论上的终极关照。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现代哲学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它打破了主客、物我的对立,完成了内外关系的消解,进入天人一体的哲学新境,因此它是一种后主客式的现代哲学;由于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这四大领域均实现了生成建构性,它是一种生存论的现代哲学;作为后主客式哲学和生存论哲学的合流,阳明心学能化生出融合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知识新统,是奠定人类哲学新基的现代哲学。     

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契约观念的历史维度

历史上的契约观念蕴含着六个维度的含义 :即经济契约观念、政治契约观念、伦理契约观念、法律契约观念、神学契约观念和一般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其中 ,经济契约观念自然是其他一切契约观念的基础 ,法律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契约观念在作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 (即传统社会契约论 )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伦理契约观念和法律契约观念为政治社会的起源 (即政治契约 )提供伦理依据和合法性基础 (即伦理依据 )。神学契约观念不过是其他契约观念在宗教中的反映。作为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所指的是人类学意义即人类活动论意义上的一般的社会契约理论。一般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未曾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独立存在形态 ,而只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契约理论体现出来 ,主要是通过政治哲学表达出来的 ,并且也是在政治哲学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系统化并达到了自己的经典形态     

中西哲学特点比较研究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与伦理、政治思想密切联系，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揭示和探索密切联系；中国哲学的无神论传统，西方哲学的宗教统治盛行；中国哲学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连续性，西方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非连续性；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谐，注重人际关系，西方哲学重视天人相争，突显个人英雄主义；中国哲学的整合性，强调“由多到一”，西方哲学的个性化，注重“由一到多”；中国哲学的直觉性，注重了悟，西方哲学善于逻辑推理，注重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