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 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18～45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采用logit模型对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个人所得税改革、家庭间接税负与家庭生育决策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联立方程模型，从全面的家庭税负角度出发，对个人所得税减免、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比未受冲击的家庭高19.4%,个税改革对家庭生育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家庭个税减免额度越高，个税改革的生育促进效应越强，并且高孩次相对于低孩次对个税减免更敏感；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生活必需品间接税率应进一步降低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生养能力。研究表明，推动税收政策改革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环节，在税改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税收制度调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与人口控制的难点

<正>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难点在农村,表现为较普遍的二胎生育和早婚早育及多胎生育现象的大量存在。大多数超生行为都是在家庭决策基础上有意识发生的。影响家庭进行计划外生育决策的,既有社会和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和心理因素。本文试就文化因素展开分析,研究不同生育模式下的生育文化及其社会经济基础,探讨变传统生育文化为现代生育文化的途径。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妇女地位、生育文化和生育意愿——以拉萨市为例

根据2004年拉萨市"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及家庭调查研究"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拉萨市妇女的意愿孩子数和意愿性别比,主要比较了藏族妇女和汉族妇女生育意愿的差别,以及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妇女地位尤其是家庭地位的关系更大。     

少子化背景下生育质量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文章在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生命最初的几年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孩子的这一时期进行投资,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为孩子将来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生育质量是对孩子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深入考虑个体成长发育所特有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我们将生育质量划分为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两个维度,即出生时的一系列生理性特征和成长过程中最早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征。生育质量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的全生育过程。这一过程嵌套于父母特征、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该分析框架不仅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为理解家庭、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论传统家庭模式对生育文化的制度影响

在过去的生育率研究中 ,学术界习惯于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传统家庭模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对生育观念或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我国生育行为与传统生育文化的关系是以传统家庭模式作为制度基础的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市场经济下生育心理变化分析──我国7省区部分人口调查

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7个省区1269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生育决策权的定位、生育期望、生育动机、生育态度等生育心理的变化新趋势和特点，指出在复杂的生育心理结构中，精神性生育动机处于优势地位，家庭精神生活质量是新的生育心理的主体。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利用“皖北皖南生育水平差异比较研究”项目第一阶段调查资料 ,对安徽省南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 ,认为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行为 ,进而制约生育水平的四大重要因素。     

家庭人口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家庭人口投资是探讨微观人口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家庭人口投资及决定因素,对把握当代我国城乡人民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促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家庭人口投资的内涵家庭人口投资是指家庭在生育子女以及培养教育子女成为正常劳动力之前所支出的一切费用。现在普遍认为家庭人口投资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生育费用投资;第二,抚育费用投资;第三,教育费用投资;第四,医疗费用投资;第五,工时损耗费用;第六,子女成家费用;第七,婴幼儿夭折的均摊费用。据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正华估算,我     

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量将表现出与父辈们不同的特征。本文采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支持的调研数据,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与经济因素是影响“80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养老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及其城乡差异——基于扩展OLG模型的实证检验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家庭杠杆率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家庭杠杆率的上升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和生育等经济行为。通过构建家庭生育的扩展OLG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居民家庭生育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家庭杠杆率存在生育效应:(1)家庭杠杆率降低了城乡家庭的分孩次生育水平,其中住房负债杠杆率的影响更大;(2)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家庭生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对城镇家庭和只有一套住房家庭的生育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家庭杠杆率推迟了城乡妇女初育年龄,导致城乡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进一步减少。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对合理防控家庭杠杆率的过快增长以及降低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公共政策选择进行了讨论。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