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脱贫攻坚中的人权保障及中国经验

贫困阻碍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社会权利等各项权利的实现,解决贫困问题的本质就是保障人权的实现。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伟大的人权保障工程。中国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促进了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脱贫攻坚实践背后的人权保障经验在于,激励性和针对性的制度赋权和政策赋能可以使党和政府切实保障脱贫群众的基础生活水准权,防止贫困权利问题的复发,同时积极确保脱贫群众其他各项权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开展得到及时的政策协同与制度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检验——以新疆为例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居民与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影响。以新疆为例,在分析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贫效应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²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新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新疆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前4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普惠制金融发展呈现负向的脉冲响应,在4期以后,呈正向反应;普惠金融发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由于新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比较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小。针对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以河北省H县为例

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人口实现脱贫。金融扶贫通过政府、金融机构联动,以“造血式”扶贫模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5E审计理念,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5个角度,构建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H县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并提出改进建议。     

我国武陵山区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贵州省武陵山区为例

目前贵州省武陵山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扶贫方式存在激励不足、扶贫资金使用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要提高金融扶贫的效果,必需引入市场的力量,提升金融扶贫瞄准的精准度,构建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扶贫新机制。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金融危机、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柑橘主产区为例

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任何拉大收入差距的力量都会对农村的贫困产生重大的影响。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多方面影响着我国农民收入差距,有必要采用相应的措施降低它对我国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度的影响。在2008年六省七地的实地调研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参数回归、基尼系数等工具,研究拉大农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而寻找金融危机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方式,并试图提出扼住贫困蔓延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造成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数量、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是否参加合作社、区域因素等;这些因素对农村的收入分布状况产生独特的影响,对贫困发生和贫困深化的影响方式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建议：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的资本形成;增加就业机会,促进非农收入的增长;加大合作社的培育,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加贫困瞄准的准度,提高扶贫政策的效率。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研究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80—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波动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但是影响很小,并且对农村绝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2)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3)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改革,同时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尽早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减少金融波动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不良影响,为改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财政扶贫资金效益评价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研究

财政扶贫资金通过集中对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投入,促进贫困户的脱贫和收入的增加。为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和增收所起的作用以及效益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利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向与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起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模型,并以哈尔滨三批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情况,应用建立的效益评价模型,对哈尔滨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北省22个县区为例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此地区财政扶贫支出的效率问题,对于提高片区及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发现各县区间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县区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并从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