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水资源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自2016年开始,率先在河北省实行水资源税试点,随后在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转型和绿色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4—2021年中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论显示：水资源费改税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更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对于国有、高市场化地区和高耗水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水资源费改税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水资源税费改革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区域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为探究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GLOBE文化模型,从三个维度研究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民营企业中,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3）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种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和国家制定创新策略时,应当考虑地区文化的差异,采取更加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     

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风险

为分析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问题的制度原因,将企业负债率分解为债务负担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进而利用矩阵分析法从这两个维度对企业杠杆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切入点,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杠杆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债务负担更重,经营效率更低,从而杠杆风险也相对更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主要是产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负债进而引致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产业政策对杠杆风险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债务风险日渐凸显,而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杠杆风险有所降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的发生，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企业如何对日渐上升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已有文献较多地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但对企业并购的分析较少。基于2000～2019年上市企业层面的并购数据，构造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法实证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并购数量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从经济意义上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10个单位，企业并购数量增加1.9%。研究结论在替换度量指标和样本、改变函数形式、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倒逼处于不利环境的企业寻求并购，以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和绩效。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环境税、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创新,但促进效果存在滞后性;媒体关注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强化了环境税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下游地区样本中,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为此,应提高环境税执法水平,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低碳试点城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低碳试点城市是中国利用体制改革推动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模式。本文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低碳试点城市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而言,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渠道机制检验表明,低碳试点城市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并降低研发风险,最终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赋予更大的加速度。在外部影响上,低碳试点城市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扩散溢出效应,能够对外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辐射带动。应当总结低碳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侧重构建差异化的支持政策,继续加强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机制。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稳外贸”、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性越发凸显的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需要从正面做出回答。本文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相关指数,系统考察这一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单调,整体呈倒“U”型特征;上述效应广泛存在于多数出口行业中,且国有、高质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产配置、研发创新等经营特征是不确定性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中介;市场力量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企业对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环境责任、媒体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

利用2015～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媒体关注视角,探究环境责任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履行环境责任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媒体关注对二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与绿色创新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集中度市场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环境责任与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市场化进程、风险偏好属性与企业创新效率

风险偏好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考察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中,地区市场化异质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一致。使用人均彩票销售额作为风险偏好的代理变量考察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风险偏好体现为理性的“冒险精神”,这会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风险偏好则体现为非理性的“机会主义”,因而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风险偏好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但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等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检验

采用Wind数据库2007—2019年出口型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Huang和Luk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同时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企业研发投入。此外,异质性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民营企业和年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订和调整贸易政策时,应全面权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更好地服务出口型企业。     

“两轮限购”政策是否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房地产“两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第一轮限购政策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长期则无明显效果;第二轮限购政策却显著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区分房地产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处于省会城市与非沿海城市中更显著,而第二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正向影响则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处于非省会城市与沿海城市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是第一轮（第二轮）限购政策降低（增加）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渠道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深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从所有制、区域、高技术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抑制效应、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中部地区比东、西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支持;高技术企业比非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规模增长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