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1303户农村家庭调查为例

基于1 303户农户调查数据,比较陕西不同地区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对影响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受地理特征和资源禀赋影响,陕西省3个地区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陕南农户倾向使用柴薪秸秆,陕北农户倾向使用煤炭,关中农户使用电的比例较高。农户使用沼气和太阳能比例偏低。农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中打工人数比例的增加、低碳意识的增强都使农户更多的选择商品性能源,同时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政府推广对扩大清洁能源使用起到重要作用。建议政府应加大低碳宣传,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制定能源发展战略。     

保障性收购与竞争视阈下的可再生能源替代路径

以零碳和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是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径。在能源替代进程中,法律制度是外在保障,市场化则是可再生能源的最终归宿。保障性收购与竞争是政策与市场化的代表,以此为背景的能源替代路径当前面临制度实践异化、行政职能模糊、促进机制失衡、收购与竞争规则冲突、无序竞争等困境,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了纾解这些困境,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需进一步诠释强制义务的正当性。同时,制度设计应以效率原则为导向,明晰政府职能定位,平衡保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并与消费侧的消纳保障机制以及面向消费者的倾斜激励机制有效衔接,共同助推可再生能源的替代进程。     

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及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拓展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

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则是能源转型的关键。补贴“退坡”大背景下,如何优化相关激励政策以保持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在传统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碳减排收益、融资成本等技术经济和政策变量开发出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CLCOE)模型,从而对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的效果进行基于政策情景的分析评估。应用综合平准化度电成本模型,对四类风力资源区和三类太阳能资源区14个项目的经济性和碳排放进行评估,研究了补贴“退坡”、碳市场、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对风电和光伏发电全生命周期发电成本的影响,基于此评价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短期来看补贴“退坡”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经济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而碳市场和绿色金融政策则可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并改善其经济效益,促进补贴“退坡”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从长期来看,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应聚焦于推动技术进步并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     

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业、产业等园区是碳排放集中区域,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是四川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当前,四川省碳排放的主要特点是:碳排放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工业是碳排放的核心产业领域;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占据主导地位;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正在逐年提高。为了推动和优化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应通过实施园区差异化建设、推动产业低碳转型、重视降碳技术研发应用、数字赋能碳排管理、积极布局生态碳汇等举措,不断推动四川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徐州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议

阐述了徐州市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重点，提出相关建议，认为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形成煤炭替代资源，做大做强非化石清洁能源产业，是保障徐州可持续发展、推进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路径。     

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一般认为，近现代能源史上经历了两次能源转型，即煤炭取代柴薪、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的能源变革。当前，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奋力赶超，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引领者。通过厘清能源转型的概念，归纳前两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规律，总结出国际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为当前中国的能源革命战略提供指导;同时，以动机动力、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经济可行、政治意愿五要素作为分析框架，建议中国需要根据特殊国情，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道路。     

中国清洁能源投融资困境与出路研究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化石能源日渐匮乏,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成为必然趋势。然而,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能过剩、依赖出口、附加值低、技术落后等问题日趋严重,加之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反补贴、反倾销的"双反"措施以及近日我国最大光伏企业尚德电力的破产重整,清洁能源投融资开始出现困难。通过调查和了解国内清洁能源投融资的现状,指出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产能过剩、技术瓶颈以及融资困难等,走出清洁能源投融资困境需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行融资、投资技术与研发、向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开拓多种融资渠道等途径来实现。     

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时空影响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引领清洁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碳排放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度及化石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综合考虑横向空间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就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正相关的特点。（2）总体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中占主导作用。（3）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则显著增加碳排放量。提出促进区域化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以及寻求供求平衡等政策建议。     

国际能源合作与我国能源类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

国际能源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能源国际合作，并形成了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框架；同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参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些合作方式为国内能源类高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使国内高校在能源政策法规、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利用等方面与境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以——896个农户调查为例

农村能源消费是国家能源消费的组成部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通过调查山东省6县（市）896个农户,发现该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基本情况是：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5.97%,接近能源焦虑阶段;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仍以传统生物质能和煤炭为主;样本地区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虽然差异显著,但其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范围为13.3%～21.3%,差异并不显著。基于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现实情况,应通过提高清洁能源在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强清洁能源与环保知识的普及教育、加强“煤改电”与“煤改气”补贴资金监管、打造农村清洁能源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农村生活能源服务体系等措施,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     

2013-2014年中国能源流分析

依据中国能源平衡表（2014年和2015年）绘制并分析了中国能源流图，按能源类别概述了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及其在部门间的转换和流动状况，重点列出煤炭调入调出量在1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分析了全国各省煤炭、电力的区域调动情况；阐明中国在世界能源发展中的地位及各能源品种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通过能源流图看出，2014年能源供应增长1.52%，消费增速跌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3年和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均在60%以上；天然气利用在中国起步较晚，未来还有较大增长潜力；中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75%，气电与主要发达国家的24%相差甚远；此外，全国各省中6省煤炭、电力净调出与5省煤炭、电力净调入形成鲜明对比。     

新能源经济中生物能源的核心作用

人类长期使用化石能源将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可持续发展。煤、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终将耗尽,能源安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发展新能源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水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的发展又有其局限性,束缚其发展。在未来发展新经济能源中,生物能源将起主导作用。它没有风能、太阳能生产的不稳定性,不受区域自然条件的限制,安全、清洁、低碳、环保,生物能源的原料是可再生的完全可以替代石油和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发展生物能源具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将是今后中国能源战略规划的着力点。     

政府双重监管体制下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演化博弈研究

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急剧扩张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以及大规模的“弃风、弃光”行为间相互制约,严重阻碍了我国电力系统的低碳、智能转型。基于政府对发电企业节能减排行为和电网企业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的双重监管,构建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三者间的利益冲突与合作过程,进而探究博弈影响因素和协作发展轨迹。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力度对企业达标行为具有直接影响,企业达标概率与政府设置的惩罚系数值正相关,其中电网企业对其敏感性更高;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比单一地提高惩罚系数对提升企业达标积极性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为了强化能源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减排和消纳目标,我国需从制度上迈出“监管推动发展”的怪圈。政府应结合泛在电力物联网激发企业的创新发展意识和自主达标意识,尽快建立完善的电力市场,并积极引入第三方以降低能源规制的监管成本,最终达到环境友好、能源清洁、智能高效的电力系统转型目标。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北京市终端能源的价格竞争力比较及分析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终端能源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同时，优质能源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日益激烈。本文选取了一种可行的终端能源价格竞争力评价方法，并以北京市为例做了比较和分析，研究了能源储备量、能源政策对价格竞争力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目前，北京市几种主要的终端能源的价格竞争力排名是煤炭、天然气、电力、石油，但从一次能源的稀缺性可以得出作为二次能源的电能有日益发展的趋势；国家能源政策和北京市能源政策决定了终端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就是不断提高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发展影响因素区域异质性研究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对其驱动因素区域异质性的研究有利于决策者做出合理判断，从而制定差异化的对策。使用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运输、消费的全产业链及气候因素着手，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差分GMM、系统GMM和偏差校正LSDV方法分别对全国和地区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消纳目标、经济和人口因素、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电力调出量及气候因素在全国模型中都表现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化石能源的使用、火电占比、环保支出和电力调入量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呈负相关。地区模型中，化石能源的使用及气候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对化石能源依赖较高的省份，化石能源的使用会促进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气候因素中降雨量会促进水电大省的发展，而日照时长则阻碍其发展；对于光电大省，日照时长则表现出促进作用。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研究进展综述

节能减排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能源与碳强度成为度量节能减排绩效的重要指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生产端强度控制的基础上，如何从根源上在消费端降低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消费端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综述，结果发现：（1）主要呈现出国家层面研究为主、全球层面研究显著增加、省市层面研究开始出现的特征，且国家或省市层面主要聚焦于中国；（2）相比完全隐含能源强度，现有文献更为关注完全隐含碳强度；（3）研究由不区分终端消费向细分各终端消费发展，隐含在出口中的完全隐含碳强度受到了重点讨论；（4）部分研究侧重于局部，比如深度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经济部门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在生产网络中传输的关键层级；（5）进行完全隐含碳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模型，从时间轴和空间轴展开剖析。现有研究框架未来可以扩展到能源环境相关领域的其他指标。     

“节能”更应善用“民间智慧”

今年，广东省珠海市拨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来支持节能项目，节能专项资金数额比去年增加了10倍。据了解，节能降耗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项目，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项目，建筑节能科技创新研发应用项目，相关部门将给予50万元以内的研发经费补助；而节能工程项目的资金补助额度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40％；同时，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验收的，     

光伏企业融资渠道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经理人创新管理能力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高质量意味着高风险，企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良好的对技术创新的管理能力。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五国光伏上市企业为例，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角度，揭示经理人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在股权、债权融资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影响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渴望规避高风险，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质量均有负向影响，且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大；但如果经理人对技术创新活动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就能在企业创新的不同阶段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甚至可以引导股权融资对创新质量发挥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企业经营和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两方面给出提高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