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包含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从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两方面推演数字金融影响技能溢价的机制,利用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技能溢价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扩大了中等技能溢价,缩小了高等技能溢价,结构效应的边际贡献略大于技术效应。数字金融的直接影响还因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口流动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     

非认知技能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了非认知技能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采用国际通用的大五人格模型来度量非认知能力，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入增长约2.5%。分解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特征差异是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当进一步考虑职业选择的内生问题时，非认知技能显著增加了劳动力进入白领职业的概率，且整体上白领职业内非认知能力对性别工资差距的贡献要高于蓝领职业，但在两类职业内非认知能力对不同收入水平上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

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在家庭教育再生产中至关重要,本文利用CEPS基线数据,分析了两种能力的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绩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家庭阶层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都对认知及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文化资本对认知及非认知能力的获得有很大帮助,文化资本投资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上佳选择。     

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论孔子的“心学”

心之良知和认知两种功能及其关系是孔子＂心学＂的基本内容。良知之心是对内在道德法则的直觉功能,具有内向性和直觉性的特点。认知之心包括道德认知和非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对外在伦理规范的学习认取,非道德认知是对外部事物的分析判断。认知之心的特点是外向性和逻辑分析性。对心之两种功能的不同侧重或取舍,是后世儒家孟荀之争和朱陆之辩的根源性原因。     

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实施的区域差异化改革造成了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其重要表现就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本研究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通过利用2003—2012年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绝对值和相对值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行业收入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以此考察了行业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异质性问题。     

认知增强技术与社会公正问题

认知增强技术旨在提高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机会平等的重要基础,因此认知增强技术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认知增强技术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认知增强技术与认知功能障碍者的机会平等问题、非治疗目的使用中的公正和强制问题、认知增强技术使用中的代际公正问题、认知增强技术使用中的区分原则。     

非缘身认知科学计算表征观——基于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的考察与分析

文章以哲学渊源为研究始点,重点对非缘身认知计算表征的两种重要研究范式的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给予考察和分析.认知计算表征思想有其问接和直接的哲学渊源.尤其是笛卡尔身心二分法和霍布斯的"推理即计算"以及早期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对认知计算表征思想产生直接哲学影响.就其学科基础而言,早期认知科学各个学科为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的符号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持,从而使它们成为非缘身认知科学的两个重要研究范式.     

中国工业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工业部门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三个部门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小于工业部门总体水平,且三个部门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要大于各部门内部.经济开放通过行业扭曲性因素和非扭曲性因素等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部门同质劳动的行业收入差距产生了推动或抑制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减轻行业垄断程度,同时通过税收、补贴等收入再分配政策将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经济现代化视角下非网民：影响因素与减少途径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展开分析能够发现：经济现代化与非网民密切相关;非网民是一个出现于数字时代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群体,能否有效减少非网民数量对我国推进数字时代经济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1997年至2020年,我国非网民的总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比持续上升。基于此可以作出三个研究假设：我国人均GDP变化、城镇人口占比变化与非网民占比变化存在负相关性;文盲率变化与非网民数量占比变化存在正相关性。基于SPSS 21.0皮尔逊相关值计算,能够发现我国非网民占比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人均GDP变化、城镇人口占比变化均与非网民占比变化存在负相关性;我国文盲率数量变化与非网民数量占比变化存在正相关性。非网民占比将随着数字时代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继续下降,在数字时代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降低非网民占比有必要实施以下举措：强化非网民自身条件;降低上网难度;革新非网民理念。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数字平台对传统企业及其劳动者的影响——以巡游车为例

通过对数字经济下巡游车企业及其劳动者的研究,讨论了数字平台何以对传统企业及其劳动者带来影响,以及传统行业何以存续的问题。市场准入下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市场策略中的不同,而市场运作逻辑的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商业模式的区别。高效的市场灵活度、经营成本的差异化、虚拟管理的松散化及其司机准入的低门槛,使得数字平台快速扩大了市场份额,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加入。而传统巡游车司机则受到新、旧两种商业模式的挤压,加之受平台歧视,其收入下降,从而带来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而不得不在工作中进行自我加压。然而,在平台的强势发展之下,传统企业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市场多方位的需求,以及对劳动者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保障,使其保有了一定的续存力量,能够在市场中继续与数字平台进行竞争。     

中国三大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1952-2008

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增大,对个人与群体的尊严、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以往研究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只关心某一或某几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影响,过于碎片化。本文利用1952-2008年国家统计数据,基于结构主义视角,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背后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存在微弱倒"U"关系;结构因素是构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力量,解释比例达到69.7%。本文认为,"非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区域收入不平等不可避免,并将长期存在。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工资差异及其人力资本投资的A-J效应分析

我国学者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延续从制度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考虑问题的传统,实际上,除户籍、部门、所有制这些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外,行业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平均小时工资差异中可解释部分占绝大部分比例,该比例达到75%;垄断行业的中低学历劳动者享有过高的工资"溢价",高学历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却被人为"压低",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即垄断行业中确实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A-J效应;进一步计算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再次印证上述结论。此外,垄断行业员工在工资上的优势还表现在其工作时间较短却获得较非垄断行业职工更高的工资。因此,我们要严格治理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     

基于不同行业分类的收入差距比较研究

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了解行业收入差距的悬殊程度对于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研究多以统计年鉴中的行业大类或行业门类收入作为分析对象,得到的结论不能全面反映行业收入差距的实际程度。本文尝试从产业、垄断程度、行业特征、人力资本、行业对外开放度五个方面综合评价确定了16个典型行业,并用5个测度指标对三种行业分类下的行业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