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宝卷《佛说大明六字真言嘛呢经》初探

宝卷念卷是明清以来带有信仰特质的民俗宗教活动,土族活态宝卷念卷是最近发现的唯一现存的少数民族宝卷念卷。这一民间说唱与民俗宗教文化是土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土族宝卷中《佛说大明六字真言嘛呢经》是土族宝卷中历史最早,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宝卷。这部宝卷保留了民间教派宗教的思想内核,但受当地浓厚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民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非遗"的价值新估 ——兼论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

国家认定的"非遗"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熔铸了民族智慧和经验的重要文化符号.河西宝卷是彰显"走廊文明"和河西民间生态的"非遗"形式之一,其文本含蕴了河西人民的关怀伦理和价值诉求;宝卷活动体现了河西人民传承中华经验的"自组织"形式.作为陶冶精神和滋养宗亲惯习的资源,作为河西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河西宝卷活动演绎了河西大地的民风、 民俗和文化仪式,积淀了济世立人的民间智慧.对河西宝卷这类"非遗"的保护不应仅以其经济实用性来决定保护的力度,还应侧重其对民众文化心理的滋养和理想预期的认同与肯定.     

彝族孝文化文献《赛特阿育》的文本源研究

在贵州彝区的毕摩文献里,有一部反映孝文化的文本《赛特阿育》,与流传于汉区的董永行孝相关文献有密切关系。从情节内容看,《赛特阿育》是对董永行孝相关文本的彝文翻译改写,将其与董永变文、宝卷中的相关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天仙配宝卷》应是《赛特阿育》的文本源。     

民间禁忌语的民俗文化内涵

民俗生活里大量地使用着禁忌语。从民俗角度考察,民间禁忌语就是禁忌民俗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传统语言学所说的“语讳”、“名讳”。所谓禁忌,就是为了不让超自然的神力发出危险的信号,禁忌可以说是一种防御装置。从语源看,“禁忌”一词来源于波里尼西亚语tabu,在现代英语中为taboo。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一种文化现象,“禁忌”最初起源于宗教。犯禁则意味着和超自然的神力发生错误的交际。超自然的神力很多,语言是其中的一种。若从宗教的观点看,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人或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事物的名称就是事物本身。在现实生…     

凉山彝区与欧美地区“外游”客源间的双向禁忌

凉山之“凉”、月城之幽蜚声中外,随着我国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综合关系的不断改善,随着全球变暖和生态条件的日渐衰败,清凉秀美、民风独特的凉山彝族地区业已成为吸引全球客源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凉山彝区与欧美地区超长距大跨度的自然地理、人文民风差别虽然是吸引国际旅游客源的重要因素,但也必然会在宗教背景、审美情趣、饮食起居、行为礼仪、民俗民风等方面出现相克相悖的现象。本文从“客源”（欧关）、“目的”（凉山）两地宗教、习俗等民族文化差异的角度切入,重点对欧美基督教区域游客在凉山彝区“外游”诸环节中的“双向禁忌”做出分析探讨。     

湘西舞蹈的功能及美学特征研究

湘西舞蹈从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而言,具有宗教祭祀、表现和传承民俗及历史文化、促进社会交流等多重功能;从人的生命和人的力量显现角度而言,具有原始朴拙、自然天成、平稳中和、刚柔相济的审美特征。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湘西傩堂戏与民族旅游业

一、湘西傩堂戏湘西自治州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湘西傩堂戏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傩堂戏又称傩戏、傩愿戏、傩坛戏、姜女儿戏、土地戏等,其历史之悠久,号称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源于中原一带的汉族地区,传入湘西后,逐渐“湘西化”,形成了今天的湘西傩堂戏。傩堂戏的原始雏形为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并经历了从傩祭——傩仪——傩舞——傩戏的演变过程,其间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傩堂戏的演出总是与“冲傩还愿”的迷信习俗结合在一起,“冲傩”时,主人家…     

湘西苗族椎牛祭

湘西苗族椎牛祭亦称“跳鼓脏”,苗语叫“拢尼”,即“吃牛”之意,是湘西苗族最大的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据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资料证实,它产生于苗族远古的渔猎文化时期,并迅速地在本民族中传扬开来。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三

“接龙”是苗族传统民俗活动之一，目前在湖南等地的苗族群众中仍有遗存。传统的“接龙”活动，是把“龙”接到村寨和家里，保佑四季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表面上看，“接龙”是一种带有浓厚民间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但从其具体的祭祀礼仪来看，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易学哲理，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同易”、“神道设教”的文化遗存。     

论壮族舞龙运动的起因

象征华夏民族精神的舞龙,广泛流传在祖国辽阔疆域的南北东西。广西壮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舞龙运动,对于壮族舞龙运动的渊源,我们根据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谈谈我们的看法。     

试论国民政府时期开发西北的思想主张

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对西北的建设颇为重视。当时出现了许多开发西北的可贵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连续三年对箐口村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仪式的观察基础上,描述了该项仪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变迁,认为"苦扎扎"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社区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必须与有意义的神圣秩序系统相联系.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妇女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变化,已在改变着仪式的某些内容和意义.文章认为,神圣与世俗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界限确定及变化都是制度文化建构的结果.制度文化在规约社会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在其间能动地进行创造提供了条件.     

加入WTO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将对我国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现状 ,浅谈加入WTO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的原则、观念、内容、变通权四个方面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辽代梁国王石鲁隐术里者是秦国太妃之夫萧和的第三子萧孝诚的第三子,汉名萧知微,其妻是惕隐司仲父房查懒瑰引宰相第四女、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在出土的契丹文铭文中有自阿古只以来历代子孙的详尽记载,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这些墓志的出土,可将萧和一系六世子孙中之一部分厘清,对研究辽史和契丹史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生活所迫到自愿选择——甘南夏河尼僧出家原因的人类学调查

甘南夏河是安多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以藏传佛教著名黄教寺院拉卜楞寺为中心,这里云集着各个教派的大小寺院,也是藏传佛教觉姆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据笔者调查,目前在拉卜楞寺周边建有三所觉姆寺.本文在对其中两所女寺尼僧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尼僧群体的出家原因和不同原因所占的比例,并由此认为,安多藏族女性剃度出家原因已经从生活所迫为主演变为自愿选择为主,同时探讨了该现象形成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