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立法研究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生态环境逐渐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我国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在立法方面依然存在着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相关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监督监管作用发挥不够、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着力增强农民环境污染治理主体意识;健全完善我国农村环境立法体系;不断强化有关部门监督监管职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不断加快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立法的进程。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村庄合并中文化整合的研究

发展文化是强国之路,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的村庄合并中,文化整合发挥着促进文化创新、增强村社内部凝聚力、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等重要作用。针对村庄合并中存在的消亡村落文化流失、新建村社文化冲突等文化整合问题,从政府重视、村民意识、资金投入、规范公约、氛围环境5个角度提出完善文化整合的对策建议。     

村庄回应视角下项目进村的路径优化探析

项目进村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项目实施成效。基于村庄回应分析视角,从项目进村中村庄对项目诉求的感知、与各个主体的认同构建以及实施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三个回应过程,深入分析Z省W村改善项目进村实际效果的系列行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提升村庄回应能力优化项目成效,需要以项目技术治理作为项目落实的基本遵循、调动村庄内部力量作为实现项目进村利益多赢的有效渠道、增进村庄内部的信任联结作为项目推进的有力保证、发挥乡村非正式规则对项目进村的优化作用。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治理结构研究与思考

社会主叉新农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基础和前提是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良性乡村治理结构。分析当前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指导,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